我觉得自己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审美趣味上，都是典型的20世纪人。就是没有那种阔大的心灵，没有那种气吞山河的气象，非常敏感，有时不自信，总是怀疑自己，也怀疑一切，也很自私，也很善良，但这善良背后因为缺少一个大的、精神或者理想的支撑，所以还是一种自顾自的小善良，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别人，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
在20世纪，你会发现，人的形象变小了，没有十八九世纪的人高大，当然不是生理上的。总是精神萎靡，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不再有英雄主义情结，也不会奢望天才的出现，每个人都是凡人，沉堕于日常生活里，直到被它淹没。这就是《尤利西斯》的主题。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当然也有感情，但这是一种不肯定的感情，模棱两可，怎么样都行，就是大家都成熟得要命，男女之间有小喜悦、小欢喜，却很少有那种你死我活的爱情的碰撞，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不会产生悲剧。悲剧是大的、英雄主义的、接近神性的，主人公站在舞台上，张开双臂，他要拥抱世界，叩问上苍，我们这代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来？我们一般都是缩着身子，好像很冷的样子；要不就是快速奔跑，怕迟到了公司会扣奖金。要是失恋了，当然也会很痛苦，但也不至于捶胸顿足，至多找个僻静的地方，一个人舔舔伤口，或者闷头睡几天就好了。所以这种痛苦还是小痛苦。
那天听一位50年代出生的前辈作家的讲座，他说过一句话：高产的作家不一定是伟大的，但伟大的作家一定是高产的。这位作家并没有说，他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我知道，他们那代人是有这种情结的，就是对“伟大”情有独钟。
都说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觉得未必。我们和前辈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家都是士兵，他们想当元帅，而我们只想当士兵。他们是更有梦想的一代，对“伟大”怀有一种单相思，向往于以一己之力创造一个博大的、完整的世界，他们是读苏俄文学长大的一代。而我们这代人早已放弃了这梦想，对伟大避而远之，因为我们是读卡夫卡长大的一代。
卡夫卡在文学上并没有建功立业的野心，他为自己的痛苦而写，他自卑极了，心里爬满了无数的幽暗的小虫子，有点神经质，又是多病多愁身，女朋友长得也不漂亮，不停地订婚，毁婚，再订婚，结果到死也没有结成婚。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无意间开创了一个写作的新纪元，他使文学回到了自身，回到了不能肯定的人的内心，他是典型的经验写作。他没有经历过战争，却预言了一个世纪的精神上的灰飞烟灭，他能不能上“伟大作家”的排行榜又有什么关系呢？
曾经有人跟我谈过“经验写作”，经验写作当然有它的问题，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写作的意义，可能正来自于“经验写作”，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这个时代太庞杂了，靠个人力量根本没法把握，我们各写各的，只要诚实一点，朴素一点，把姿态放低一点，就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大家合力还是可以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