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对“日常写作”这个概念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喜欢日常，可能因为我是女性，我特别容易关注生活中那些细微、微小的事物，像房屋、街道、楼顶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日常”。
“日常”通常被认为是小的、琐碎的、无意义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日常”中，就是说，处在这些琐碎的、微小的事物中。吃饭，穿衣，睡觉，这些都是日常小事，引申不出什么意义来，但同时它又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是我们的本能。而且“小说”单从字面理解，也是要求我们从“小”处说起，但在文学界，往往有一种声音要求我们去写大题材，写战争，写历史，写时代。我们每个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压力，也是普遍的压力，这个压力既来自评论界，也来自官方，还来自民间，来自很多很多的读者，甚至很多写作者自己，也不屑于写日常，认为它们是小事儿。
起先，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后来知道不是，世界各国的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在日本，在土耳其，一些年轻作家经常被责问：你们为什么不去写战争，写历史？我听了非常困惑。泛泛而言，人们认为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写过《战争与和平》这样一类作品，但卡夫卡未必是，哪怕他是公认的现代派鼻祖，他开创了一个世纪的写作之风，把他列入“伟大作家”的行列，恐怕仍会引起争议。
我的理解是，这跟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有关系，“伟大”不单是一个能力问题，它更是一个时代问题，跟这个时代的精神、整个道德风尚、审美趣味有直接的关联。普遍来说，20世纪是个与“伟大”一词毫不搭界的时代，它直接走向了伟大的反面，那就是混乱、卑微、猥琐、怀疑，就是内心摇摆不定，有很多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完全没有意义，只是徒增自己的茫然和痛苦，徒增生命的无聊感和失重感。
我认为这就是20世纪的精神内核，那种正大庄重的、崇高的、悲剧性的情感看不见了，这个情感在托尔斯泰时代是有的。你看《战争与和平》，看《静静的顿河》，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还是士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很高尚的、很正派的、很朴素的情感，这个情感非常大，可以称之为情怀，他们也有痛苦，那是一种很结实的、人生的痛苦，就像一拳打在胸口，你知道疼在哪里，很肯定。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肯定的，人如果不能称为高大，至少也算个人，因为有尊严。生命是宝贵的，比生命更宝贵的是理想、信念、真理、自由、责任心、荣誉感。《战争与和平》里，有大量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很惨烈，也很悲壮，悲壮更上一层，就变成了美，这大概是美的最高境界了。支撑这种壮美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情怀。总之，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一些东西，比如正义。正义是什么，今天看来当然是可疑的、虚妄的，需要重新界定的，更何况是“正义的战争”，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相信的。
同样是战争，你看20世纪的描写，最著名的便是《二十二条军规》。开篇便是当逃兵，跟护士调情，为一些不相干的事大动肝火，战友之间互相憎恨，恨不得杀了对方，但又离不开对方……全是不上台面的事，这些人是太绝望了，又怕死，又看不到明天，只能及时行乐，苟且偷生。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更喜欢《二十二条军规》，因为心理上没有距离，觉得很亲近。《战争与和平》当然是更伟大的作品，伟大得让我敬重，只好远离，就是心灵上没法对接，他们是形而上的、崇高的，我是形而下的、琐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