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真正成功的改革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在中央的政策默许之下，从基层试点，从地方开始，从边缘突破，随后取得成功，全国推广。摸着石头过河，自下而上地改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的成功经验，被认为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而由中央发一个红头文件，一刀切的改革，通常会流于失败，因为中国太大，国情太复杂，地区的差异、不同大学的差异非同一般。大学的制度性改革最重要的乃是教育部放权，容许有若干所比较有传统、风气比较正的大学根据本校和本地的情况，实验各种形式的去行政化改革。最近原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深圳创建南方理工大学，进行教授治校的改革，我对之的期待要超过国家教育发展纲要。假如能够容许更多的大学跟进，出现若干所大学改革的特区，那么知识分子的制度环境，将会有一个质的改变。
二、改革的悖论：民意不放心知识精英
增加大学的自主性，实现教授治校，大学的改革阻力不仅来自行政管理部门，而且也来自民意。这几年上海北京几所重点高校试行大学自主招生，取消统一的标准考试，由教授组成招聘委员会通过面试决定招谁。这一改革假如在全国普遍推广，恐怕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不赞成、不放心。为什么不放心？因为知识分子的专业信用和道德声誉在今天已经破产了。人们普遍担心他们会像商人和官员一样在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上下其手，谋取私利。在中国，虽然社会上下，从学生、老师、家长，到校长、教育部官员，人人对高考这个最大的应试教育指挥棒不满意，达到了空前的社会共识，应试教育却还在逐年强化，乃是因为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担心，假如取消了刚性的分数标准，而在录取中添加了人为因素的话，最后会使得拉关系成风，无权无势的贫家子弟，会成为一场学术自主名义下招生的牺牲品。今天的大学自主性改革，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考量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来自底层的民意。管理部门之所以权力越收越紧，它背后是有民意基础的。可以说是官僚阶层与民意联合夹攻精英。今天的民意有一种强烈的反精英的民粹倾向，认为精英都腐败了，唯一的指望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化来制约腐败的知识精英。现在连部分考研也应试化，医学、计算机、法律、历史学、心理学等多门专业的硕士生考试都实行全国统考，而且题目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刚性的客观题。这个统考杀伤力很大，不仅基础教育，连大学教育都有应试化的趋势，许多考生四年大学期间，什么书都不看，只知道背教科书。之所以要统一命题考试，据说是有些大学的有些专业，借考研辅导为名泄漏考题，从中牟利，还有个别不良导师借机骗财骗色，使得舆论不满，民怨沸腾，教育部以顺从民意的名义，将这个权力收归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