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授治校”，意思是说，大学不是一个行政机构，也不是一个文化产业，它是原本意义上的大学，是培养博雅之士和各种社会精英的学术领地。因此大学中的真正主人不是官僚，而是教授。今年的两会对《教育发展纲要》草案中的大学“去行政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非常敏感，以为去行政化，就是大学从此不再有行政级别，自己的副部级或正厅的级别就没有了。他们非常着急，提出假如去行政化的话，大学以后出去没法与外界打交道了。的确，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国家的企事业单位依然是等级森严的行政官僚管理制度。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你在体制内从事利益博弈的资本就越雄厚。不要说大学，连国企，都分级别，去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家都惊呼“国进民退”、“国企凶猛”，那些正部级、副部级的央企，拿着纳税人的钱，一掷亿金，频频成为帝王。这背后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如说是行政级别所拥有的特权，包括政策特权和银行贷款的特权。大学也是如此，分985大学、211大学、普通大学……三六九等。即使在39所985大学内部，也有三个等级，所谓的2＋7＋30，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分。“去行政化”问题的核心不是去掉大学的级别。而是真正贯彻“教授治校”。
贺卫方提出：大学应该是学者的共和国。大学的主体是教授，而不是行政官僚。清华大学从留美预备学堂改为国立大学后，清华的教授和学生曾经“三赶校长”，将上面派来的校长，直到梅贻琦先生担任校长之后局面才稳定下来。梅先生虽然学术地位不高，但是他极开明，像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蔡元培、蒋梦麟一样，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清华当时的决策机构是由全体教授组成的教授会，还有一个常设机构的评议会，由教授中的精英组成，经常开会议决学校的重大事务。校长的权力较之今天既大又不大。所谓大，他可以独立决定教授人选。陈寅恪先生虽然游学欧美，却不屑一张大学文凭，也没有学术专著，之所以能够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乃是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他的一篇文章就抵得过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便从善如流，破格聘用了。在此之前，蔡元培聘什么文凭也没有的梁漱溟担任北大教授，也是看中了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的一篇文章。所以后来流行一个趣谈：梁漱溟考北大不取，索性去北大当教授了！校长虽然权力很大，却不能滥用。假如胡作非为，滥用私人，教授会马上可以将校长罢免掉，驱赶出校。中国的大学教授最好的年代，是20世纪的20－30年代，即1927－1937这黄金十年。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军阀官僚，看到知识分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教授们在学术和道德上也很自律，几乎没有什么丑闻。
大学的“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便是接上民国大学的好传统，真正在制度上落实“教授治校”，让学者在大学这个“共和国”里面当家作主，实现自治。而大学校长，只是这个自治性团体中应聘的大管家，是一个CEO，CEO背后有教授会监督，还有各界社会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一度考虑以政治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改革，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的试点，一度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全国率先成立校务委员会，虽然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党委书记，但副主任和核心成员大部分是教授。虽然今天各大学都有了校务委员会，但基本形同虚设。国家的高教法规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去行政化之后，虽然党的领导还存在，但应该通过校务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实现对校长的监督，而不是直接的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