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招生考生，而且连大学的学术研究，如今也纳入了行政化的统一管理。近十年来，各个大学以规范管理为名的改革，不是往“教授治校”的方向发展，而是大倒退，教授们连教学与科研的自主性都在各种改革之中慢慢流失。每门课程要有教学大纲，一定要用ppt教学；期末考试要有AB卷，要事先给出标准答案，考卷上见红（即批语）要多少；教师凭职称一定要拿国家或省部级课题，要在核心期刊上发多少篇论文等等。这些数量化的管理通通来自行政的指挥棒，今天的大学教授不要说管理学校，连自己的学术都管不住，整天围绕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各种量化指标团团转，外行领导内行，最后学术的内在标准丧失殆尽，只剩下一个外在的知识生产的GDP标准。学生不能乐学，老师不能乐教，学者不能在研究中得到快乐，最后统统异化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国外有评论尖刻地讽刺说，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叫科学家，另一种叫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旨趣在于求知或者将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而中国科学家，既没有兴趣求知，也没有动力将研究成果开发为产品，他们仅仅是为发表而发表。有了这些SCI、CSCI杂志的量化成果，就可以顺利地向国家要资源、换取职称和各种功名。在片面追求学术GDP的行政指挥棒导引下，今天中国的SCI杂志发表总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五，但单篇引用率却极低，还不及北欧几个小国。我们以大量的人海战术制造了虚假的学术繁荣。但从单个成果上看，不要说诺贝尔奖，连世界一流成果都何其遥远。在这种行政为中心的制度下面，败坏的不仅是学术，更是人心，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和专业良知。
三、第三种监督：重建知识分子的内部行规
一方面是大学急迫需要“教授治校”的自主性改革，另一方面又是知识分子的信用破产，无法自律，如果破解这一改革的悖论呢？在我看来，不能因噎废食。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一个人老是在岸边比划，不跳下水的话，就永远学不会游泳。民主的实验与游泳一样，只有在一个民主化的制度环境中展开，才能最后学会民主。一个坏的制度，会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激发出来，最后劣币驱逐良币，好人、守规矩的人无法立足，而投机取巧的人获得最大利益。而好的制度，会激发起人性中正直的一面，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教授普遍缺乏自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义务，缺乏权利，因此他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普遍的不负责任与普遍的权力匮乏是联系在一起的，“教授治校”的改革，最重要的乃是将权利与责任同时给知识分子。在赋予知识分子权利的同时，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是否真正用好了这个权利，是否承担起专业和公共的责任。这个监督机制包括行政和舆论两方面。这两种监督，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想着重分析第三个监督机制，即如何重建自我监督机制：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