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来北平后进入的燕京大学，于1929年在中国注册，按当时中国政府教育部规定，凡外国势力在华创办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因而当时燕大的校长由满清的老翰林，曾做过民国教育部副部长的吴雷川出任。其实中国人心知肚明，吴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真正拿大顶、主持校务的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博士。那些受聘来燕大任教的美籍教员既不把吴雷川放在眼里，也不信任中国的董事会，他们把“校长”翻译成chancellor，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翻译成英文就是 president。而美国大学校长可以称 chancellor，也可以称 president。如此这般驴打滚式地反复包装捣腾，美国人被弄得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燕大在中国政府立了案，更不知还有了一位中国校长。而在中国杭州出生、成长的司徒雷登，自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以中国人的柔道或称“捣浆糊”术来对待美国人，根本不去做任何解释。因而从燕大注册一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一直是“校务长”或“教务长”——即美国人认为的校长。司徒雷登就是以这样的“法术”取得了中美双方的认可。
据钱穆说，有一天司徒雷登在家中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员，钱亦在其内，司徒问来者对燕大印象如何，作为在乡村小学、中学教了18年书的土包子钱穆，对司徒雷登制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含义稀里糊涂，更不会明白此语源自《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从未出过家门，只知道“自古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钱氏，竟呆头呆脑、不知好歹地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它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佳，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有人知其事，戏谓余曰，君提此议，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楼，并与胡适名各占一楼，此诚君之荣矣。”对于燕大的这一决定，钱氏自以为得意，实不知甚蹩足也，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爆发有年的北京城，钱氏拿他老家祖宅土得掉渣的一套陈腐朽败东西当作宝贝显耀并强加于人，更是近乎荒唐。按照钱的思想和观点，燕京大学最好不叫燕大，而改称为阿贵、发财、来福、得子，或者狗剩大，狗蛋大等等大学最为中国化，可惜未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