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的恩怨 1

钱穆,无锡人,读过家乡私熟,后为苏州中学教师。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时,发现这位乡村秀才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一般“土鳖”甚至放洋的“海龟”可比,是个自学成材的标本式人物。于是回到北平后,便竭力向学术界引荐,钱氏自此鲤鱼跳龙门,于1930年秋辞别苏州中学至北平,一跃进入全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时年36岁。钱到北平后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顾氏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并迅速成为在史学界的一颗明星。由于个人阅历、学术观点以及性格等差异,钱穆与当时称霸一方的胡适、傅斯年等人由不睦终于发展成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 

据钱穆的侄子,曾做过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在2002年4月25日与吉林省政协退休干部在北京一次谈话所说:“我是无锡人,祖父生了十个孩子,由于人口多、收入微薄,家很穷。我从小在家族的祠堂里念书,念的四书五经,只背不讲,并没有读懂,只是培养了记忆力。后来念初中、高中,都不怎么完全。我的叔叔钱穆,是一位文史大师。他到北大去讲历史,胡适看不上他,两人都讲中国通史,并且都出了教材,胡适讲的是理论,我叔叔讲的是史实,他二十四史史料很熟,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胡适终于没有讲过他。后来我叔叔又被请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讲中国史,到香港办大学,在海外很有影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才回到台湾,办了国学培训班。八十多岁眼睛失明了还用自己口述、别人笔录的方式著书,在九十多岁临终前,完成了一部大书叫做《晚学盲言》,是一部集大成的书。”[1]从钱伟长的谈话可知,钱与胡积怨,是由于胡适在北大讲台上敌不过钱穆,顿觉失了面子,因妒生恨,从此结怨。但细考起来,二人的恩怨似乎从第一次见面就注定了。

据钱穆本人回忆说:“常熟陈天一毕业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与余相识,惟往来不甚密。一日,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余早在前排坐定。典存(南按:苏州中学校长)偕适之进会场,见余即招至台上三人同坐。适之袖出天一一柬示余,柬云,君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当购长洲江湜(山下一个弓+枚字的右旁)叔《伏敔堂集》一书,盖适之提倡白话诗,江湜乃咸同间人,遭洪杨之乱,工诗,造语遣词颇近昌黎,多写实。可谓作白话诗取镜。此集唯苏州有售。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适之与余本不相识,盖以询典存,故典存招余上台同坐也。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毕,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适之午后即欲返沪,典存告以太匆匆,何不再留一宵。适之谓,忘带刮胡子刀,今晨已不耐,不可再留。典存谓,刮胡子刀可购可借,区区小事,何足为困。适之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此戒不与余语。倘以此行匆匆不克长谈,可于返沪后来一函,告以无缘得尽意。余之得此,感动于心者,当何以。颜镯见齐王,王曰镯前,镯曰王前,终不前。此后余亦终不与适之相通问。”[2] 可以说,钱、胡两人初次见面虽然时间短,未做深入长谈,当时也并没有论及文化志向上的分歧,但却显示了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的失望情态。在胡适这一方是挥之不去的尴尬,以后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与钱穆交往;在钱穆这一方或许是深深的失望,他笔下的胡适名不副实、度量狭小。两人初识,远非思慕已久所应有的亲切自然,这似乎预示着两位大学者日后的不谐乃至相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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