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燕大所谓的‘M’、‘S’‘贝公’楼，皆是美国捐款人英文字母缩写，以其命名某某楼，不仅为了纪念捐款人，同样也张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奉献精神，但不知钱氏主张将“贝公”楼改成“办公”楼，其精神意义何在？如按钱氏的说法，后来在燕园建成的赛克勒博物馆应改为王发财，李来福、张去灾博物馆更符合他内心的中国标准和中国乡村特色。这是钱氏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哀之处。
纵观钱穆一生所有著述如《国史大纲》、《三百年学术史》、《文化与教育》等等，一串毫无创意和美感，且很有些俗不可耐的书名，总给人一种如嚼黄土黑炭之感。不知以号称“国学大师”的钱氏在面对《离骚》、《春秋繁露》、《蜀碧》等等官修民修的史书或野史的书名当作何感想？中国几千年文化创造出的美学与美感，到钱穆这里差不多已丧失尽矣。钱氏曾慨叹：“是则中国全国新式学校及其教育精神，其实皆已西化，不仅燕大一校为然。此时代潮流，使人有无可奈何之感。”假如钱氏能够头脑清醒，所感慨的当是他本人固有的朽木不可雕也的思想观念才是。正是由于这样的陈腐观点，钱氏与胡适、傅斯年的交锋对垒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因有了在家乡不快的经验，钱穆认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再度见面，则是钱穆在燕大任教之时了。1931年秋，钱穆在顾颉刚的举荐下受聘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胡适展开了正面交锋。毕竟是文人相逢，开始二人都相互拿捏，各自引而不发，胡对钱尚属客气，“每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4]但后来随着各自的学术观点与为人处事的不同，冲突已不可避免。就学术观点上，二人关于老子时间之争，引起学界瞩目和胡适的极大不快。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因为有孔子问学于老子之说为证，并在自己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把传说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在其所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中，则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不但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相左，并且遭到了学术名流梁启超的公开反对。在这种形势下，从乡村走来的钱穆一看胡适并不像外界盛传的哪么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壮起胆子，身穿布衣布鞋，在北大不同场合与胡适展开辩论。北大师生中有好事者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将此事闹得不可收拾，坊间也有许多关于钱、胡二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锐分歧。据说有一次胡适面对前来听讲的师生愤然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当一位同学问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当时在北大求学的学生张中行，晚年在《红楼点滴》一文中曾就此事记载说：“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不了了之。对此钱穆曾感慨地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 又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胡钱之争，不但令北大师生争相观看，连夫人们也一道搅了进来，其热闹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