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一年，即1966年底，南下的北京学生已经写出大字报，炮轰当时已经提升到中央文革小组当副组长的陶铸，其中最主要的一发“炮弹”直指陶铸炮制的三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指出它是一株“背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1967年“七二○”后，我是武汉市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工代筹”）的代表，同时又是派往《湖北日报》监督小组的副组长。我在《湖北日报》上以“武汉钢九一三热风战斗队”的名义发表了一整版批判陶铸的文章《“十足的叛徒精神”》。
想起来真也怪，我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批判陶铸干吗，除了像解除魔咒样地解除那最初的“雷击”—“灭顶之灾”，还能有别的解释吗？但这是怎样的一报还一报啊—“被打/打人”，都使用着同样的手法，而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检讨过我在“文革”中的“批判”文字，从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开始，它招致别人的“批判”，至少在“批判的语言”上，可以看作“报应”。此类“批判”语言或文字的经历，给我留下终生反省的教训，而力图摆脱它。后来80年代写的《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才是那样努力地身体力行地探索：将成了习惯即不仅是个人习惯甚至首先是普遍的社会习惯“用概念打人”的“批判文字”—我的友人刘小枫先生把它叫做“社论语言”—如何转变为“解释文字”或“描述文字”。
当时谁也没长后眼睛，恐怕从上到下只能按照“反右”的经验进行当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我读着那样的大字报，已经不是心发抖，而是心一直沉到了深渊。我的不幸的“高考经历”使我有不祥的预感（家庭出身！）。果然，不久我被勒令停职交代问题。一下就从群众中孤立出来。周围的一切都变了，变得那么敌对。不仅别人把你看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看成“敌人”，而且还要你自己把自己看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看成“敌人”。或者说，要把自己交代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交代成“敌人”。逻辑正是这样：整人的人揪你出来定的性质与罪行，被整的人要自己提供自己的罪证以证明整人的人整对了。所以，任何解释都是抗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致后来的经验实证相反—“抗拒从宽，坦白从严”。例如比我年轻许多的初中生萌萌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
至今，我心中仍然留着两个未解的疑团：
一、每当政治运动一来，人的关系怎么会出现“断裂”、“突变”？除了外部的政治原因，在人的内部或人的关系内部有根据吗？有什么根据？如果这个根据只能迎合外部的政治眼光，那么，中国人天生就不如法利赛人，永远只能在“落井下石”中证明自己是一个被训练的政治动物。
二、大字报意味着什么？“大批判”？“大批判”又意味着什么？“大民主”？事实上，从上到下都认为：“文革”形式就是大字报即“大批判”即“大民主”，而且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创形式。当真如此？
往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做理论上的探讨。
1966年春节，我在武钢业余教育系统（含业大、技校、业中）的“牛棚”中度过。
“牛棚”中的毛主席像—真诚与表现真诚
1965年底，教育处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挖出深藏的敌人，决定将包括业中、业大、技校在内的业余教育系统全部集中到一业中内，并成立了统一的“文革”领导小组，张××、朱××、黄××、王××等“左派”被指定为领导小组成员。
当时各单位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都集中到一间大教室里住下，而且男女不分。人们习惯地把这种集中管制“牛鬼蛇神”的地方叫做“牛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