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业大的校长朱霈镛、技校的校长朱建侯等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业中的语文老师余秉汉、江枫桥，数学老师高华翰（女），史地老师×××，再就是三业中的我，大概一共有七八个人。每人占用四张课桌，白天学习写交代材料，晚上当床铺睡觉。
星期六宣布把我们集中到“牛棚”，大部分人星期天就按指定时间到位了，只有一业中的史地老师（忘了名字）没报到，但行李到了。星期一，我们吃完早饭刚回来，只见领导小组的成员和积极分子拿来了非常大的大字报盖在这位老师的床铺上，上面写着：“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以死抗拒革命决没有好下场！”
“牛棚”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接着，领导小组召集全体老师到会议室开会。我们在“牛棚”内待命。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朱××到“牛棚”来宣布纪律：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阶级决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按：《毛主席语录》就在旁边，但我坚持不去查对，为的是呈现我现时的“记忆形态”。下同。）
你们听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新形势下清理阶级队伍，把台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把占住意识形态领域散布腐朽的封资修思想的反动学术权威打翻在地，还要把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因此，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伟大的节日，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对于你们来说，既不要心存任何侥幸，以为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不可能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当然，更不要抵制顽抗，抵制顽抗就是死路一条。有的人就是这么干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革命的风
暴面前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了，他居然用投江自杀来对抗革命，这除了暴露他地主阶级见不得人的罪恶历史和死不悔改的绝望本性，还能动摇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根毫毛吗？！他倒是给善良的革命群众上了一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所以，我现在代表领导小组向你们宣布审查期间的革命纪律：
一、不准外出，一切行动必须请示汇报；
二、不许串供，不许交头接耳；
三、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随时准备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
×××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四五十岁吧，人瘦瘦高高、脸长长黑黑，向来沉默寡言，形影孤单，听说他爱人死了，爱人的妹妹跟了他。我只和他见面点点头，不说话的。他突然投江自杀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业中离长江蒋家墩码头很近，蒋家墩在“文革”中改成“红钢城”），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是否平反了也不知道，对于我，这个人就这么消失了。但当时他的“自杀”给牛棚笼罩的阴影是令人窒息的。
从法律上讲，“自杀”应明显地区别于“他杀”，但“文革”中这样的“自杀”人们该做如何的解释呢？讲究因果论的人，对于这样的“自杀”该做如何的因果归咎呢？在监狱中，我虽然没有再想到这个人，但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几乎影响着我的一生，它就是，我的任何言行的后果除了我自己的原因，我自己承担，没有任何外部的原因或外部的影响。或套用黑格尔的话说，“我必须在横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以便挺身为一自由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客观上为那些不能推诿其咎的社会及其决策者们开脱了罪责，是不是对那些事实上不能为自己负责的弱势群体或不幸的人太不公平—应该是吧—但对于我，必须这样面对自己的行为，我已经没有要求别人的权利了，我被剥夺已光。同时，我只能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活着来看待一切、证明一切。然而，这已是后来很久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