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的语文班，一般都能保持85%左右的出勤率，算全校最高者之列。不是因为女工多，而是，对每周二、四晚没来上课的职工采取跑点补课的办法，使他们不掉课。一掉课，不补上，马上就松劲中断了。当然，讲课认真、与同学在教室内外建立的信赖也是很重要的保证。这种良好的名声使我在后来“文革”“武钢九一三”造反队伍中从一号勤务员李湘玉到下面各厂勤务员都能保持亲密信赖的关系。然而这种特殊的亲密信赖也正是最后把我送上“断头台”的理由。
除开上课补课的时间，我都在学校看书，晚上睡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出去逛街看电影。因人清瘦，脸上“括号”很多，“大括号”、“中括号”、“小括号”奇怪得很，一应俱全，同事和同学都喜欢叫我“括号老师”；又因过敏性鼻炎，一年八九个月戴口罩，同事和同学也常叫我“口罩老师”。我为人谦和，不妨碍任何人，相反很乐于帮助人，如代班补课，只要你开口。加上我的歌唱得很好，特别是俄罗斯民歌，虽平时不唱，但有一次偶然唱起来，大有“一座皆惊呢”的倾倒力量。业大的留美化学工程师“武老谭”谭树田，特别欣赏我的“男中音”。总之，大家相处“十分融洽”。
可是，大字报顷刻改变了一切。
第一张写我的大字报题目是《揭开张志扬的萧涧秋式面目，看他的道德自我完成究竟是什么货色》。我曾在《冶金报》上发表过批判“毒草”电影《早春二月》的文章《文嫂之死》。这份大字报就是针对文章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批判，一直批判到我个人的生活情趣与资产阶级“人性论”思想。
我读着虽然心发抖，但总还保留一丝侥幸：不过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接受思想改造是应该的。
第二天一清早，进门左侧的墙壁上一条大横幅标语赫然在目：《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扬揪出来示众》，“张志扬”三个字还打上红叉叉。下面是一排大字报内容：《请看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扬的三反言行何其嚣张》。
“三反言行”指“反共产党领导、反社会主义道路、反毛泽东思想”。按当时运动的布置，矛头主要应该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一开始就在群众中互相揭发？而且像预谋好了的单刀直入揭发到我的头上？
大字报特别点到前面的大字报是“借思想道德化批判之名，行掩盖反革命本质之实”，“小骂大帮忙”，“企图蒙混过关”—“革命的人们看好了，千万不要用自己善良的愿望把这场你死我活的复杂阶级斗争看得简单了，必须擦亮眼睛识破敌人狡猾的伎俩。”
大字报主要列举的是我在每周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的学习发言。广州《羊城晚报》发表了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当即被全国各大报转载，上面指定它为政治学习必读的重头文章。这种政治学习每个人是必须发言“交心”的。一般的模式是，先读报，或读文件，然后挨个发言。学习者无一例外地开口都得肯定学习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并结合自己平常的糊涂观念作一番自我检查，以表明自己通过学习取得了思想上的进步。当初，这样的发言是很真诚的，至少像我这样年龄段的人，绝没有后来的“走过场”。
当时的发言我记不得了，从惹出的“三反言行”看，大概我说了这样的看法：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不断发展着的真理，“顶峰”的提法会给人“到顶了”的感觉，这恰恰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事实上，《羊城晚报》接着发的“再论”、“三论”显然注意到了“顶峰到顶”的疑问，因而继续论辩说，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道路上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山峰”，毛泽东思想就是现阶段最高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