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消息怎么会走漏的呢？
廖承志颇为机智，他在上海，并不住在母亲何香凝那里。他突然遭捕，深知唯有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才可能运用母亲的社会影响来营救他和他的战友。怎么办呢？他在被捕之后，诡称“有一伙计，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敌探大喜，以为廖公子愿供出同伙。于是，就在廖承志被捕的当天夜里，由“三名西捕、两名华探”陪同，前往“伙计”家中。
廖承志把敌探带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又称光裕坊）8号楼上。原来，那里是他母亲何香凝的住所。何香凝见儿子戴着手铐，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廖承志巧妙地把“绝密”消息外泄。就这样，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当夜便传到新闻界。翌日，报纸飞入千家万户，上海哗然……
国民党密探怎么会得知廖承志的行踪呢？
廖承志一落入虎口，便编好了一套假口供：去山西路五福弄9号，为的是找茶商欧阳纯订购茶叶，打算运往东北，慰劳艰辛抗战的将士们。审讯总是在茶叶问题上兜圈子。敌人不得不亮出了手中的“王牌”，要一个名叫王其良的丑类与廖承志对质。
王其良其人，自称“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任支部书记，现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在上海闸北共和路被敌探密捕，面对带血的刺刀和高举的皮鞭，他屈下了双膝。王其良表示“愿意悔过”，并“愿提供共党的秘密”。作为他的“贡礼”，便是泄漏了廖承志、罗登贤（当时报道曾误为罗敦贤）、余文化三人将去山西路五福弄9号开会。
王其良清楚地“交代”了三人的政治身份：“皆为中共党员。罗登贤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余文化系红军军长张国韬（即张国焘）之叔，而廖承志则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之书记。”
敌探据王其良的密报，在五福弄布下了罗网……王其良的情报倒是确凿的，因为这个叛徒曾与廖承志等共事。三人之中，以罗登贤的党内职务最高。他比廖承志大3岁，早在1925年春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余文化则是中共中央委员。
面对王其良的对质，廖承志直摇头，说道：“我与王某从未相识，自有生以来，今日尚属第一次见面。彼之供词，尽属莫须有之词。”廖承志矢口否认，弄得王其良颇为尴尬。
55岁的何香凝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充分运用她崇高的社会威望，开始了营救工作，因为何香凝以母亲的身份公开出面营救最为恰当。何香凝是资深、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连蒋介石也奈何她不得。1927年11月，当蒋介石与宋美龄准备在上海结婚时，曾恭请何香凝为“证婚人”，被何香凝一口回绝，连他们的婚礼也拒不参加。
1933年3月29日凌晨，何香凝拟就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等的电报，全文如下：
小儿承志，在沪昨晚被外国捕房拘捕，但未悉拘留何处。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人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请示复。
何香凝
这便是3月29日上海各报报道的“何香凝致电中央营救”。
首先闻讯赶来的是杨杏佛先生，他向何香凝表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着手营救廖承志工作。营救廖承志，需要聘请一位律师出庭辩护，伸张正义。杨杏佛与何香凝商议，定下了律师人选——吴凯声大律师。
吴公馆就在何香凝家弄堂对门，杨杏佛与吴凯声商讨如何营救廖承志。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捕房律师声称：“本案（指廖承志等三人）为危害民国之案件，依法可处死刑。”
廖案既已披露于报端，万众关注，捕房便把此案交“江苏省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当时简称“高二分院”）审理。“高二分院”的院长郁晔宣布，3月31日下午2时，开庭公开审理廖案。郁晔又名郁华、郁曼陀，即郁达夫之兄，比郁达夫大1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