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变(1)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蒋的亲信,陈诚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何等角色,值得回顾和探讨。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流落关内,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先后被蒋介石调到湖北、陕西围剿红军,吃了几次败仗,损失惨重。时适华北事变,官军抗日热情高涨。而张学良屡次向蒋介石苦谏,要求抗日,蒋均不允。在西北军杨虎城的支持下,他最后决定实行“兵谏”,发动了惊动全国的西安事变。

在这次事变中,陈诚“有幸”与蒋介石共患难。

陈诚对张学良是有门户之见的。在陈诚看来,张完全是一个外来人,只是由于1928年的投机而获得蒋的宠爱。他既不属保定系,也非黄埔系。他的存在还是自己发展的障碍。

据樊崧甫说,1934年1月,张学良从国外回来(热河丢失后,张替蒋背黑锅,引咎辞职出国),蒋委任他为鄂豫皖三拾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自兼。此后,调张的东北军开赴武汉,南下“剿共”。这段时间,蒋似乎有以张为继承人的意思,陈诚瞠乎其后,怏怏不快。1935年夏,张学良向蒋告状,说“土木系”将领樊崧甫统领的四十六军(由土木系部队组成)进剿不力。陈诚在蒋面前反驳道:“说别人进剿不力,我相信,说樊崧甫我不相信,他历来是最努力的。”后来,樊崧甫反告张学良,说:“张部作战不力,势将通敌,武汉腹地,不宜使之久居。”1935年秋,蒋介石调张学良赴陕甘“督剿”红军。①

按陈诚本人的说法,1936年9月中旬,他就接到了情报:张学良将有异动。他当即转报蒋介石,并附上个人意见:“汉卿异动,名为抗日,实即脱离中央,走入联共投俄之途径,较之两广问题,更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应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极力防阻之;决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动……”其时,蒋已在西安,便命陈诚飞过去,与张学良从长计议。

陈诚因绥东战事——满蒙伪匪在日军操纵指挥下,攻击红格尔图——耽搁了一些时日,由太原乘车至西安时已是12月7日。他先到临潼华清池见过蒋介石之后,和其他军政要员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

到达西安前几天,陈诚已由南京政府行政院任命为军政部常务次长,但未上任。在西安几天,他与张学良就抗战、联共等事宜面谈过几次。陈态度强硬,坚持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方针,而张也不退让,称陈“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双方未取得一致。陈诚感觉西安的空气越来越紧张,面见蒋介石,要他离开西安,但蒋未同意,要陈诚做做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但陈连东北军的面都未能见到。

11日,陈诚患感冒,在寓所与部属草拟剿匪方案。他虽“对于委座安全甚不放心,然终不料其倒行逆施,出以兵变方式,且不料其发动之速。”

当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