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龙套，跑来收获
剧团的学员生活，远没有想象中好玩。每天除了练功和上课，吃饭睡觉，也没有多少可说道的新鲜事。业务课分台词、形体、表演、声乐四个科目，也没有正式的教员，由话剧团的老演员分头授课，所以谈不上有多正规。
我们这批学员一共七人，两女五男，其中我的年龄最大，正好十七岁，最小的男学员刚刚十三。论条件学员各有长短，比如我，因为普通话和语文课较好的缘故，上台词课就轻松一些，特别是朗读诗文，常常得到老师表扬；声乐课马马虎虎，老师认为我的嗓子本钱还好，就是太紧，练一练也许还行；可是一到表演课，我就差大了火，做小品从来没有及过格。表演课老师说，你的自我意识太强了，太清醒，所以总是入不了戏，做演员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几句话已说得我满心沮丧，又赶上我进入了青春肥胖期，身体就像正往里吹着气的气球，呼呼直往横里长，长高的可能性随之锐减，形体课就显出了我的劣势。总体平衡下来，我做演员的前途并不被看好，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
眼看进入了1972年，演艺界已经不再是八个样板戏的天下，各省的剧团纷纷开始创作新剧目，虽然也都是革命斗争题材，人物全按照“三突出”原则来刻画，可舞台上总算有了些新气象。湖南省话剧团也排了一台反映湖南农民运动历史的大戏，起初叫《红旗卷起农奴戟》，后来改名《枫树湾》，几年后还改编为故事片搬上了银幕。
剧团有了演出任务，我们这些学员虽说都只能跑龙套，但总算有了上台的机会。我的角色是一个贴标语的儿童团员，几次上场都是台上人最多的时候。最露脸的一场，不过拿着一卷标语从右边跑到左边，找到景片上的钉子挂上去展展平，再回过头来，跟着大伙儿喊几声“打倒恶霸地主”“一切权力归农会”，就完事了。因为演的是旧社会农村戏，大伙儿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特别是我们龙套穿的那些个，让我直怀疑是从废品收购站弄来的，穿在身上也没什么可美的。
每天如此，新鲜劲儿一过，我很快对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心生厌倦。有天表演课，我又被老师恶评了一把，心里对当演员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兴趣，遂躺在宿舍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不期然忽地心生一念：像我这样的条件，当演员肯定只能跑一辈子龙套，不如早做准备，学着当编剧，这样既挽回了父亲的面子，又给自己找了条好退路。这个想法极大地激励了我，也给了我一种学习写作的动力，有一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去找团里的编剧们聊天，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我也曾把这种想法透露给父亲，他听了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表示明确的赞同，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写剧本可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后来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根本不希望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甚至不愿意让我们学文科，以他自己的经历为鉴，他觉得远离意识形态的科技工作，才是孩子们应该奔的方向。“文革”前我大姐填写高考志愿，父亲非不准她填北大，一定要填清华，结果大姐第一年愣没考上，复读了一年，才按自己的选择，考上了北大东语系。
当演员没劲儿，当编剧没门儿，只好浑浑噩噩在团里混日子。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死，唤醒了我对人生与文学最初的思考。
春天的黄昏，霏霏细雨刚刚打住，我在文联宿舍大院门口看见草地上躺着一个女孩儿。她双手握着一根黑色绳索，喉咙里发出一串微弱而古怪的声音，随后有些白色泡沫溢出她的嘴角。举目回望，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想到去她家里报信。走到了她家的院门口，大门虚掩着，但我不敢推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