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善与父亲的关系，我和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能奏效。其中最滑稽的一次，是我买了一本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去讨好他，反而更惹得他生了一场气。说来也巧，有天我路过书店，看见柜台里除了这些年从来不变的那些书以外，多了一个新面孔，也就是这本郭著，心里很有点儿惊喜：这会不会是一个对父亲有利的信号呢？虽然我的年龄刚刚十七岁，可经过五年的“文革”风暴，多少有了见识，心里总为父亲的政治前途担忧，变得颇为敏感。要是这本书的出现真的意味着某种文化大环境的松动，父亲说不定一高兴也就原谅了我。
父亲看见我，仍然黑着脸，叫他也还是不理。我把书掏出来，放在他书桌上，想借故跟他说说话。没想到，他一看那书名，拿起来就给扔到字纸篓里，嘴上仍然一个字不说。我心中暗暗叫苦，又不知他何以对郭沫若如此不恭不敬。一直到好久以后，我才在他的一个老朋友那儿得知了缘由。父亲早年在上海参与了左翼文人阵营，追随的是与郭沫若甚是不和的鲁迅先生。鲁迅对郭沫若有一句著名而苛刻的评价“流氓加才子”，等于在弟子们中间给他定了调，加之我父亲是一个认死理欠灵活的人，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我不明就里，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送给他这么一本不恰当的书，那还不是自找没趣？
我跟父亲的关系就这么僵持着，父亲毫无松动的表示，让我简直觉得这辈子都只能这么僵持着，没有和解的机会了。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和解就在不久之后达成了，促成和解的契机竟是龙老师的死。
去了剧团之后，我一直想着去看龙老师，她为我去话剧团的事来我家，被父亲说了那么重的一些话，让她难堪不已，使我对她抱了深深的歉疚，可又怕见到她之后不知该说什么。表示感谢的话已说得太多，批评父亲的话我又不敢说，磨磨叽叽地，终于没有去成。也就两个月之后，突然听到一个悲惨的消息，龙老师在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上，被一辆运红砖的拖拉机撞倒，当场身亡。听说拖拉机司机在交警面前辩解，龙老师在他的车前边，头巾被风吹开了，她突然松开一只手去抓头巾，身子一偏就倒在了拖拉机的前轮子下。
我从剧团跑回家去，径直跑进父亲的书房，等不及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就噼里啪啦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那口气就好像他对龙老师的死负有责任。父亲听了半晌无言，然后说，你去送个花圈给她吧。这是他与我“断绝关系”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父女之间的冷战从此结束，渐渐关系也修复如初。
我带着花圈到龙老师的灵堂去吊孝。龙老师的遗像挂在一面很宽大的墙上，照片上的龙老师神情有点儿呆板，没有戴头巾。我看来看去，觉得她肯定是一个蒙古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