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院子让人害怕，至少让我这个出身是红是黑尚无定论的走资派后代害怕。就在半年前，我们这个文化人聚居的院子里忽然来了一群军人，他们下车东看西看，指指点点，然后吩咐小楼里的人搬家。两天后，小楼就腾空了，楼外边唰唰竖起三面墙，最大限度地包围了周围的空地，墙基修到了正门口的大路上，传达室也被圈了进去，成为小楼的附属用房。白天，我们看见成队的大卡车，把砖头、沙子、水泥、木材，以及果树苗和鸡鸭送到院子里；晚上，可以听见开夜工的大兵们高声吆喝忙碌。若干天的热闹过去后，里边只剩下一片荒无人烟的清静。听说那里头住的是京城迁来的一个空军中将，因为跟林彪的案子有牵连被贬到了这里，可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容分说就占用了这套房子，同时也占用了整个院子唯一可供人们走动的空地，包括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小水塘。新漆的灰色大门总是森严地关着，偶尔进出的是买菜的勤务兵或上学放学的孩子——十二三岁的女孩儿和比她略大些的男孩儿。
我从来不愿靠近那座小院，说不清是出于仇恨，还是畏惧。假如不是“文革”让一切都乱了套，一个将军如何会平白无故住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如何可以赶走别人，还占去了公用场地？显然全院子的孩子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大伙儿表示愤慨的办法是从不理睬小院里的兄妹俩。女孩儿常常把大门开上一条缝露出脑袋，羡慕地看着在外边玩耍的邻家小孩儿，但一遇到这些孩子怨恨的目光，就赶紧把头缩回去。上学放学，她有时跟哥哥就伴，有时就只有她自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摁门铃就成了问题。门铃安得很高，高得让她踮着脚都够不着。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门边跳起脚来摁门铃，怎么也摁不响，见我路过，就眼巴巴看看我，又看看门铃，我明白她是想求我助一臂之力，但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又过了几天，我看见她想出了自力更生的法子，踮起脚再举一根小木棍，将门铃摁响了。我因此对她有了一丝丝好感，她还小，还不懂得动用家庭的显赫凌驾于人。
现在这个女孩儿就躺在我的面前，躺在被雨水浸泡的草地上。我应该去她家里报信。
一推开那扇沉重的灰门，我就开始大叫：有人吗？有人吗？与其说是喊人，不如说是急于表白自己并不想偷偷溜进去干什么。没人应答，一连问了数遍，仍然没人应答。我不得不走进小楼，没敢从正门，而是从旁边的小门走进去。我希望第一碰见的人，是那个闷声不吭的勤务兵，不是这座楼房的大小主人。穿过锅炉房、厨房、餐厅，一直走到正楼的楼梯上，我的喊声依然没有唤出任何人来，整座楼如同被肃穆淹死了一样沉寂。我真的害怕起来，慌忙往楼下撤退，我怕楼上突然走出传说中的那个将军，对我大喝一声：你跑进来干什么？
果然当我刚撤到楼下，楼梯上就有人对我这样毫无礼貌地发问，不过不是上了年纪的将军，而是一个年轻军官。我吓得忙不迭如此这般地对他说了，那人连呼糟糕，趿着鞋就往外蹿。
当我再回到草地上，已经有一圈人围在那儿。一个邻居正在用长竹竿把女孩儿手里的黑色绳索挑开，还有人在旁边变了声调地大叫：把电闸拉了！把电闸拉了！现场的气氛十二万分紧张。我这才看清女孩儿手里握的是一条电线——她触电了。
闻讯赶来的军医开始给她做人工呼吸。一下一下地挤压，使她小小的胸膛发出咔咔的响声，好像肋骨将要断裂。等她脸上的苍白一寸寸被乌青浸染了，嘴角涌出的泡沫渐渐减少直至干涸，满头大汗的医生住了手，表示他已无能为力。接着一辆黑色轿车将女孩儿载走，人群缓缓散去。大灰门复又关闭了，人们仍然不曾见到传说中的将军，听说他们夫妇正在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