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老师的丈夫是一名军人，她刚刚作为随军家属从内蒙古调来湖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蒙古族，但她脸上的确总带着一种蒙古族人才有的曛红，在冬天里爱像蒙古族人那样用头巾把头裹住。龙老师到我家来的那天下午，仍然像往常那样裹着一条深绿色的方头巾，有一撮花白头发从头巾的边缘露出来。这撮头发让我对她游说的效果增强了信心，以为凭着老师的资格有可能将父亲说服。
我把龙老师引到父亲的书房，虚掩着门从门缝里偷看他们的谈话，一颗心紧张得差不多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我看见龙老师把绿色头巾取下来，跟父亲寒暄了几句，不知是不是父亲威严的相貌和表情使她不安，转入正题的时候，她的手开始不断地搓揉那条围巾，半天才小声地对父亲说，现今的学校教育很糟糕，学不到多少东西，而且明摆着高中毕业后只有一个前途就是下乡，能有去当演员的机会实在难得，也不应该放弃。父亲想必早已明了龙老师的来意，也预备好了他的说辞在等着她，龙老师话音未落他已经沉下了脸，说，别人这样说我还不以为怪，可是你为人师表，不想着怎么教导你的学生好好读书，反而跑来说些这样不合身份的话，你自己觉得对头吗？龙老师没想到她会碰到这么一位直言不讳的家长，当时就红了脸，甚至红了眼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匆忙告辞走了。我和母亲追到院子里去送她，母亲跟在她后边大赔了一通不是，龙老师好像并不想再跟我们说什么，连围巾都没顾上围，骑上自行车就走了。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看上去她的白发着实已经很不少了。
我终于在母亲的支持下去了话剧团。父亲说到做到，跟我断绝了父女关系。不过所谓断绝关系，一没有条件登报公示，二没有办法在更大范围里声明，而且父亲既没有限制我回家，也没有干涉我跟母亲的往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大约半年时间里，对我不理不搭。现在想想，只是一种吓唬小孩子的伎俩。
然而在当时，父亲这样的表示，除了给我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更让我感到无比委屈。想着“文革”正乱的时候，我的同学和邻居家里都出过儿子女儿参加造反派组织，写大字报声明与父母断绝关系，带人来抄自己家的事。而在我们家，全家人都把父亲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外边的疾风暴雨从来不曾影响孩子们对父亲的信任，反而不断增加着我们与父母的感情。作为最小的女儿，我一直代表着远在外地的哥哥姐姐，在父母膝下尽孝。父亲关在专政班的时候，逢到探视日，我都背着衣物食品，到河西的省委党校（那时更名为五七总校）去看他，往返要走上二三十里路，中间还要乘轮渡过湘江。换季的时候，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去走来，绳子把肩膀上的皮都勒破了。记得父亲曾经抚摸着我的肩膀，察看我的伤口，眼睛里透着一种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的温和的目光。我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严父慈母，儿女众多，父亲对于我们而言，是高高在上的，不可以随便亲近的家长。尽管被关了牛棚，挂了黑牌子，他的地位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一个温和的注视，已然深深激励了我，路因此不远，包因此不重，肩也因此不痛了。可现在，他说不理我就不理我，好像我进了剧团，就真的辱没了蒋家的诗书门第。幸好这件事我没敢在团里声张，不然说不定又会引来革命群众对他进一步的旧思想的大批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