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先遣随员陈长庆持名简导引于队前，如日兵询问，请会见竹添询商办法。既入宫，行数武，内开枪迎击。公令将士猛进，还攻至王居之景祐宫前门，门早闭，排闼入。
孚特对此问题一无所言，而阿斯顿认为先开火的是宫墙内的朝鲜官兵。一位独立观察家，即年轻的艾伦，赞同他的说法。
真正的真相永远没人知晓。由于宫外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人数众多，几达四千五百人，而宫墙内的日本守备队只有两个连，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提督有足够的自信发起攻击；但事实上，他是个摇摆不定的人，害怕承担责任。战斗一旦开始，就有蔓延到该国其他部分的危险，最终会升级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国际争端。他还是一个懦夫。他没有胆量率领主力参加这次猛攻。他将任务交给袁世凯，而他和副手指挥左右两翼。当被围的日本人发起反击时，这位提督被恐惧击倒了，只得由两名士兵抬下火线。转而考察一下日本人所面临的局面，他们也有开火的理由；他们被一支大部队包围，这足以使他们铤而走险，不惜任何代价，杀开一条出路，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计划是要将国王押往仁川。然而，双方的意见都不一致。袁世凯是最好战的，他急于结束这件事情。而在亲日派中，有些人不顾眼前的局势，仍然赞成将国王押往仁川，但日本公使不肯继续执行这个计划，他已经意识到局势的无奈了。他急于缩回去，在还有机会减少损失的时候。
袁世凯继续围攻，从两点半打到日落，但进展很小。提督亲自指挥的那一翼溃败了，因为他带了一个不好的头，而其副手指挥的另一翼躲在宫墙之下，没有射出一颗子弹。宫内一片惊慌与混乱。亲日派领袖们只顾得上自保，于是王妃与太子抓住机会逃到了中国军营。国王想跟着逃往中国军营，好几次表明了他的意思，但金玉均及其同僚自然不会让他这么做。终于，在夜幕降临后，战斗暂时平息了。
12月7日黎明，竹添决定冲出王宫，坚持要谋反者们将国王护送至中国军营，其理由是：他和他的守备队是来保护国王的，而不是来将国王置于危险境地的。他说：“我要撤了，为将来打算。”金玉均问道：“没有我们，你如何为将来打算？”日本公使听了此话，答道：“我会带上你和你的同僚。”
诡计多端的邮政总办洪英植将国王护送到小王宫北面的一所寺庙，中国士兵在那里遇见了他们。洪英植立刻被处死了。与此同时，日本人和金玉均等亲日派领袖一路奔杀，到了仁川，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班轮，乘轮船前往日本。三日危机就这样结束了。
接下来，国王召见大臣们，重组中央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他向东京派了一个代表团商讨问题，也向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为后者帮助自己排除了日本的干涉而致谢。去北京的代表团带了十万两白银，为王妃采买奢侈品，而袁世凯不得不向中国老板借钱，来支助在政变中牺牲的大臣和军队指挥官的家人。袁世凯对这种铺张浪费说了一句气话：“是无心肝，不亡何待！”
在为期几天的危机中，袁世凯昼夜不分地连续工作。他虽然还只有二十五岁，但其传记中说：“发为半白。”11张謇此时已回到中国，在给袁世凯一位亲戚的信函中针对袁世凯对局势的处理做了如下评论：
慰廷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杂以世故、客气之习，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方戌乱国，幸属慎之。
汉城的百姓却没有这么挑剔，树了一块石碑，记载他的功绩。
这次政变由两份条约的签署而告结束，即《朝日汉城条约》和《中日天津条约》。谈判从1885年1月7日开始，于两天后结束，主要在三个方面达成协议：
（1）朝鲜政府要向日本正式道歉。
（2）朝鲜政府同意向日本支付赔款，赔偿在朝日侨和日本公使馆建筑物蒙受的损失。
（3）公使馆守备队要增加到一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