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条约只涉及这次危机的直接后果。其更广泛的牵涉必须由中、日两国来商定。伊藤伯爵和西乡从道 到了天津，伊藤与李鸿章开始了一系列谈判，会谈从4月3日延续到4月15日。大部分时间为一些相关问题的争论所占用，如国王给竹添信函的真实性，以及究竟是谁先开火。最终，双方于4月18日签署了一份包含三个条款的条约，中国与日本同意在四个月内撤走双方驻扎在朝鲜的所有军队和守备队；敦促朝鲜国王改革其国防力量；双方在认为有必要向朝鲜派兵时要互相知会。最后一条自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将朝鲜置于中国和日本的“共同宗主权”之下。正是伊藤取得的这一完全胜利，导致李鸿章在条约签署之后立刻向中国皇帝奏报：
此日使[伊藤]乃强干之政客，曾旅欧美，注重其竞争实力。此时其无意于开启衅端，仅决意推行商业扩张之策，以图富国强民。十年之内，日本必将成为强国，现虽不甚堪虞，但必将为我国之大患。
《中日天津条约》的谈判和签署，正值中国战败于法国之时，其国际威望降至新的最低点。毫不奇怪，朝鲜会从其他方面寻求帮助，以维持国内权力的平衡与一时的安定。亲中的闵妃党现在通过穆麟德与沙皇俄国暗通款曲，指望得到俄国对朝鲜的保护。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应该立即重新考虑自己的对朝政策。于是袁世凯被召到天津议事。根据袁世凯的提议，冯·穆麟德被解聘了，在他的职位上安排了两个美国人：墨贤理（H.F.Merrill）负责关税，德尼（O.N.Denny）充当国王的政治顾问。李鸿章和袁世凯还一致同意释放大院君，那个被囚禁在天津附近的老王子，因为李鸿章与中国朝廷现在都相信了大院君的忠诚，以及针对闵妃党培植反对派的必要性。李鸿章终于明白了，他必须派一个能人前往朝鲜，去执行已经重新定向的政策，去挽回中国由于按照《中日天津条约》撤兵而失去的影响力。袁世凯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具有所需的知识、门路和才干。李鸿章征得了袁世凯对这个任命的同意，于1885年9月6日向满人皇帝上奏：
中国驻朝通商委员即系坐探国政大员……袁世凯两次带兵救护朝王，屡立战功，该君王士民深为敬佩；才识开展，明敏忠亮……与其执政金允植、金炳始等均莫逆之交。……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似宜援照俗例，改设总领事，亦不至有损国体。
皇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提议，袁世凯又一次启程前往朝鲜，但只有一个三品通商委员的空头衔，其品级相当于道员。他于1885年10月5日和两名同行者一起抵达汉城，其一是大院君，另一个则是唐绍仪——此人先前为冯·穆麟德的助理，现在成了袁世凯的助理。唐绍仪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他的英语知识和勇气曾在政变期间表现出来，这就是袁世凯举荐他担任这一职务的原因。
没有皇室成员来迎接在位国王之父的回国。汉城的氛围充满了对他的忧惧与敌意。他刚在仁川登陆，其最信任的一名助手就被毒害了，其余两名助手被王妃下令处死。这次返回汉城标志着袁世凯和其战友闵泳翊之间出现了第一道裂痕，后者现在是朝鲜王宫卫队的总司令，是闵妃党的领袖人物。
在汉城接待袁世凯的人们当中，没有人比新任美国公使福久（G. C. Foulk）更为吃惊。他事先已经得知这项“重要的”任命，知道袁世凯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15但是，当唐绍仪去拜访他，递上袁世凯的拜帖时，他大为震惊。因为拜帖上写着“H.I.C.M. Resident, Seoul”（大清国常驻汉城商务委员）。
袁世凯的同时代人似乎已经广义地理解了“resident”（这个单词有“常驻代表”、“总督”、“行政官”之意）这一翻译的头衔。朗佛德（J. H. Longford）在其《朝鲜故事》中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