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已经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束缚，正向着民主与法制的治国之路迈进，也许它无论在心理还是制度上都存有某种最早源自苏联的高度集权后遗症，权力的滥用和扩充仍然触目可见。但是我们不必悲观，这些残存的旧迹正可以作为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任重而道远。
如果从多数与少数的角度观察，对“极权”或可如此界定：极权是一个或少数政治精英（或通过一个政治组织）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动员机制，是对于社会生活与个人的全方位控制。这一极权往往将一个政治领袖推到权力的最高端，拥有最大的权力，即实际是一人统治；这一领袖可能只有很少数的精英追随者，但他能够动员和联合大众，如此才能全面、严密地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故而它往往是以“民族”或“人民”之名，压制和排斥其他几乎所有的精英，包括观念的精英、其他的行动和政治的精英，以及可能从大众中涌现的潜在的各种精英。这种极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主动伤害多数，甚至冒用他们的名义，但是它却通过将国家拖入战争或饥馑，而最终使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多数受到最严重的伤害。真正的极权会戕害除独裁者以外的几乎所有人。
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要把防止最坏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可能本来就不必期望过高。要坚持种族平等但不要对种族融合期望过高，要保护高端文化但不要对社会文化期望过高，要撤除对爱情的社会障碍但也不要对完美的爱情期望过高。总括到幸福，这里我们更多地要和充满各种欲望（物欲、性欲、爱欲）但自身又是有限的人性打交道，故而对总体的幸福也不要期望过高。我们尤其对政治——无论是常态的政治体制还是非常态的革命政治都不必期望过高。即便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最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尽量消除苦难和冲突，它并不能够确保普遍幸福，更不要说每个人都幸福了。
幸福也无法总是狂喜，可能就是安宁平淡的生活。作者谈到东、西柏林的人们今天还是不太来往时说：“15年前，围墙倒塌，千百万人流泪拥抱狂欢，像是已经遥远得让人无从追忆。”这种状况大概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狂欢都不会持久，长久隔绝的人们也不会那么容易重新融合，但那墙无论如何都还是应该推倒。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幸福其实是很普通的，就在许许多多的小事之中。而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幸福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种种与责任、感情，乃至一种感觉到不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看来平凡的天伦之乐。
各人的幸福只有各人自己知道，也需要各人自己去创造。社会怎样能让有些容易敏感不幸的文学艺术家也感觉幸福，这的确比较难办。尤其在性爱的问题上，大概注定是要有幸福与不幸之分的，因为一般的性爱注定是有某种排他性的。所以，在任何一个理想社会、任何一座城市或者国家，都不可能“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再美好的地方，大概也不会没有失恋之痛，除非对所有人有一种先定的“爱恋基因”的安排，但那是更可怕的。制度只能尽量排除那些阻止人们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却不能担保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或者所有人都得到自己的心爱。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时代中有些人更多地得到爱慕，固然会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但这归根结底大概也还是得由个人去决定。制度体现爱心只是因为它能创造可以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还有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们获得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像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说这体现了一种爱心的话，那么这爱心实际是一种不忍之心、同情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