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抱有怎样的期望？
出路在哪里？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价值，以及什么样的个人生活？是从欧洲，从昔日苏联，从中国的民国乃至更久远的传统中综合地吸取各种因素？比方说重新发现和崇敬那结合了民国人的单纯自信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爷爷”一辈的精神性格（但作者对“通三统”又明显是嘲讽的）？或者不说“出路”那样的大词，而是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对理想的社会、对个人生活的幸福抱有怎样的期望？
作者今天的期望应该说有谨慎的方面。他谈到当年旧民国变成新中国，似乎有一种精神的跳跃，觉得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所有人为此都先后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成为“新人”的过程，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今天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不走苏联人的路，而改走美国人的路，甚至移民美国，也将能使自己成为幸福的“新人”。而在他的心里，他“已经和新人的幸福永久告别”。
作者始终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如果他来美国之初不是对美国抱有那样一种莫大的期望，他的失望也许就不会那样沉重且无法摆脱。当然，这对于中国封闭多年后最早一批来美国求学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也难免，但却最好为后来的人们所避免。今天他倾向于将“完美的性爱”视作最高的境界或衡量幸福的最重要标准，以这种“完美的性爱”作为制度的“心”，认为应该建立“爱情制度”或者说制度应该体现爱心，可能不是很牢靠，而他对文化的期望大概也是相当高蹈的。
具体到国家来说，作者对于旧欧洲、旧苏联的希望也同样不很牢靠。它主要是由对美国的失望刺激而起，所以他会在1994年夏天到俄罗斯的第一天，还没怎么去体验就已被深深感动，那希望和感动可能早已经在他的心里。另外，他所亲历的俄罗斯已经是否定“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就像他所心仪的“旧欧洲”其实也正是美国文化的母体。所以，作者如果在俄罗斯和欧洲生活得再久一些，他可能会继续失望。或者说，有些漂泊的知识分子注定就是永远的不满者甚至“不幸者”。
这里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有一个根据人性的差异来做的一种量的区分，即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概括和引申而来的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人有差别是人的共性，而在差别中又有共性，即最根本的差别自然是个人之间的差异：人和人之间都有差别，或者说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另一方面，差别还是可以依不同范围的群体具有某种共性，从而可以概括归类。比如当我们说两性之性别的时候，就是撇开男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个性差别，而讲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共性差别，即两性之别。同样，任何范围的族群之间也都会有一些性格和特点的差异，只是今天的人们常常因为“政治正确”而不太提这些差别，或者仅有弱势群体为了争取平等而提出和强调这些差别。
一个重要却往往被人忽视的差别是这样一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在任何时代与社会都存在的多数与少数的差异是：一个社会总有一个多数和一个少数，其划分的标准是那多数要比那少数更重视物质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而非自由，更重视奇迹而非理性。换言之，更重视物质和安全的人们可能在任何社会里都占多数。但是，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并非被物质主义所支配，因为无论中西的传统社会，几乎都是实行少数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少数的统治者常常具有一定精神性的价值追求，并使之成为支配和主导社会的追求，物质的追求反而被约束甚至压抑在一定范围内。只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一多数与少数的差别才全面浮现出来，成为严重的问题，造成紧张的冲突。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平等和走向多数统治（民主）的社会，政治精英必须顺从多数的意见，遵从民意。现代社会中人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哪怕这幸福优先和主要是物质的和经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