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水
十年前，经张中行先生介绍，我开始和钟叔河先生通信，相互有了书缘往来。记得曾寄去五十元．向他讨购《书前书后》。先生寄来签名本，并把钱寄回。我为此颇过意不去，又给他寄去中国民居全套邮票一册以表谢意，先生回信说：“收到了惠赠的精美邮册，我二十岁以前热心集邮，少时邮册历经丧乱，至今仍有保存的，故对于此册大感兴趣。但觉得你作为回报，又为之不安。”
此后联系就多起来。那年他编《周作人类文编》，刚刚杀青就写信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他晚年退休后着力极大的一项工程。当年，他被解除公职，靠拉板车过活，是周二先生的书、文陪伴他度过如年的永日。他给知堂老人写信表示晚辈的谢忱，老人回信，赠书、剪报、字幅，让这位身陷底层的青年深受感动。也是知堂老人慧眼识人，或者是钟先生久存于心中的知遇之感，促使他拼尽晚年的精力，收集整理了周二先生的全部著作，编成这部相当于“全集”的皇皇巨著。然而好事多磨，这部书迟迟未能出版。先是赶上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而延迟。钟先生无奈，只得先选了四卷本《周作人文编》，请张中行先生作了长序，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可是依然没少落埋怨。当年曾和张中行老人谈起钟先生的苦衷，我们也只好无奈地相对苦笑而已。
后来，又买到了先生编的《知堂书话》，前面的序文里，先生道出了他的苦衷，但也是隐约其辞，无法明言。记得只引了明代张宗子的一句话：“他读的书多。”唉，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书终于能出版，已经足以让人念阿弥陀佛了。
后来，陆续读到先生更多的书和文章，对他的了解也就更多了。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乃翁曾留学日本，是中国早期的渡洋求学者之一。他自己早年投身革命，后来进《湖南日报》社，因书生意气，于一九五七年获罪，成“右派”，“文革”中复陷囹圄，被判十年徒刑，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获释，也算得一位老“运动员”了。我虽无缘罹此坎坷，但仍落得个“不务正业”的名号，有时便把苦恼向先生诉说，先生乃敦厚长者，总是给我以理解和鼓励。记得信中曾说：“读书写文章，即如酒人之于酒，欲罢不能，不懂味的人是难于理解的。恐怕由他去吧是唯一的处理办法。中学教师，夏丏尊、朱自清、周作人，都是当过的，如果他们当初不‘不务正业’，在文学上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现在不比从前，个人很难有真正的自由，苦恼也是免不了的。”
几句话，给我以极大的鼓励。由此，我坚定了继续读、写的信心。其实，在文化日益荒漠化的当今，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文化学者，他自己也是有很深的苦恼的。他身体不好，写信常说“贱体不争气”，我不忍心写信打扰他，因他每信必复，我没有理由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常常只从不断发表文章这一点来推断他身体的状况。有一段时间，久未读到他的文字，心里便有些着慌，写信去问，他回信：“我身体还好，只是天热，不能做事。文章一是写不出，二是不想写，因为言不由衷则不愿言，言之使编辑犯难则不忍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