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勇
长沙有一位钟叔河，是出版界、读书界尽人皆知的。
钟先生隆鼻、大耳、短平头，长长的手臂和手指，指甲修剪得整齐、光滑。穿一件石磨蓝衬衣，里面是一件黑色圆领衫，看去皮肤显得更白晰。是浓重的湘音：“气色好对高血压病人不一定是好事。去年因为这个住了几个月医院。没有其他的病，那些年拉板车，当搬运工，身体不好就不行了。”闲闲的口气说沉重的往事。
“那些年”形诸文字的也只寥寥几句：“历经丧乱，夏日秋风，书剑飘零，形神俱敝。”或者“引车卖浆”，“力佣为生”。其实，苦难的历程始于一九五七年，直到一九七九年，阿·托尔斯泰所谓清水、血水、碱水都已泡过、浴过、煮过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大致相同，但凋零的、枯萎的、开花的、结果的，各各不同。对有些人来说，人生苦痛有时可以成为一笔巨富。钟先生如果没有经历几次劫难，包括九年牢狱之灾，当然有可能成为报纸知名编辑、著名作家，却不一定成为卓有成就的出版家、编辑家并获得韬奋出版奖，也不一定具备过人的胆略、超凡的识见而成为当今图书编辑的一个范本，说不定是一个“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的庸常之辈亦不可知。倘没有钟先生的努力，《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周作人的一系列著作也许会由别人出版，但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房子装修，四处零乱，我失掉了观赏藏书的机会。在唯一一间可以工作、活动，也权充书房的屋里，放着一大堆已打包的书。一个独凳上放着高把工具箱，里面装有刨子、锯子等，据说这便是他“那些年”力佣为生，自己制作的谋生工具。据说先生的夫人原是报社记者，到了平反时，已是一个五级木模工了，现在正在美国短住。我坐在一张逼仄的床上，一腿之间是他的书桌。他顺手拿起桌上一叠校样，说：“现在正忙这个，快完了。”是《周作人散文类编》，他正在校《读〈孔子集语〉》。“我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写点文章，编自己喜欢的书，再就是对历史有些偏爱。”
“嘟嘟”的电话，装修工人的请示，锤子声、锯子声……钟先生忙了这样忙那样，刚刚坐下意欲再说，电话又响了。我遗憾地感到又要丧失听他聊书的机会了。先生却执意赏饭。既推辞不过，又得到聆教的机会，我是乐而从之。
中间的空隙，由他女婿王君陪着去了不远的博物馆。看了那具著名的女尸和她的五脏六腑，看了置放她的巨大棺椁，闷得一身汗。出门顿觉清爽，远远便看见先生立在天心酒楼的道边。绿荫之下．闲闲散散的样子。
读过他编的《知堂谈吃》，吃的场合当然要谈到周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