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已从岳麓书社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独自搞了个“晚清士大夫对西洋事物之认识”的课题，同时编辑一套洋洋六百万言的《周作人文类编》。不用说，都是些须得耐心与安心才能操作的事。因听说他曾两次轻度脑血栓形成，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还好，就是住在八楼活动太少。”我说：“你可以下去散步，旁边不就是烈士公园吗？”他说：“我最不爱傍晚时去公园散步，碰到的全是跟我一样为苟延生命锻炼身体的老年人，彼此看见就像照镜子，相互提醒日子不多了。所以我宁肯去前边看工人修路，那地方尘土飞扬乱哄哄的，但我觉得气氛比公园好得多。小时候我就爱看人做工，家里请了木匠我整天守住看。现在老了，还一样，想看别人建造点什么才开心。”他拿出书柜里一只做得十分精致方正的木工刨子，介绍说是他亲手制作的，又指着客厅墙上两米长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很得意地说，这其实是一本台湾出版的挂历，他精心裱糊之后挂在这儿唬人。这些物品的制作当然与他宁愿看人修路的行为非常吻合，而且全都与他人老之将至时节的感觉和心境大相径庭。对人生三大阶段，钟叔河有他的划分法则：年轻人幻想明天，中年人注重今天，老年人靠回忆昨天生活。就他本人而言，二十六岁那年被打成“右派”，他就已经结束了幻想的时代，提前进入中年；五十岁平反改正之后，一头扎入历史的回顾与思考之中，实际上进入了老年。
回海南之后，给钟老前辈写过一封短信，交代他托付我的一件小事。他回信竟写错了我的名字。我看着那些字，觉得较之记忆中规整的钟体零乱了许多。钟老前辈到底老了，顾不上处处精致。可在信的末尾，他夸奖海南作协的信封蛮气派的，这句话又让我觉得，他还能寄审美眼光于信封一类的细枝末节，还有很高的兴致发现和享受生活。一个经磨历劫之后提前进入老年的学人，真正步入老年时，反而保持童心未泯的热情，也是件令人称奇的事情。
钟叔河预告说，《周作人文类编》将是他经手编辑的最后一套书，从此便要金盆洗手了。对周作人的学识，他极尽佩服之辞。他说：“周作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最早一个知识分子。”我就此请教他：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究竟区别何在？他解释说，知识分子的英文本义，是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而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些依附于统治阶级的读书人，不能形成独立的阶层。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以知识自食其力，不必依附什么人而独立存在的阶层。钟叔河是否从年轻时代起，便矢志当一名名副其实的现代知识分子，为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才不幸落难的呢？纵观他的大半生经历，也许真是如此。
（原载一九九四年三月《今日名流》。收入本书时，经作者同意作了必要的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