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森哲学的温和、保守色彩在以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为特征和以求新求变而且是全变、速变为尚的20世纪也许是颇有些不合时宜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主题与从前的主题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没有新的真理有待发现，至少还有许多旧的真理有待于重新发现”，这些话也许很容易被人冠以保守主义的恶谥。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甚至更应当牢记，斯特劳森也说过：“哲学的进步是辩证的，其辩证性就在于，我们希望以一些新的、改进了的形式回归到古老的洞见。”他还说：“一个哲学家除非用他那个时代的术语去重新思考他的先驱者的思想，否则他就不能理解他的先驱者。康德、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比其他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这种重新思考，这一点正是他们的显著特征。”在晚年的《我的哲学》一文的最后，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唯一可以与亚里士多德、休谟和康德三位伟大的先驱者相提并论的名字。重要的是，正是秉承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斯特劳森对怀疑主义的反驳和对自然主义的辩护本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上述有关保守主义的置疑。正如怀疑总是依赖于不容怀疑的东西，共同体的维系和生活的意义正依赖于保守、守护我们的共同体和我们的生活中值得保守和守护的东西。
按照阿伦特的看法，希腊人的自然和历史概念的共同特征是不朽，只有不朽才能赋予其肉身容易而且必然会朽坏的人的生活以意义，希腊人所想象的人的不朽的基本条件和方式就是荣耀。同样按照阿伦特的看法，现代人的自然和历史概念的共同特征是过程，但是历史的过程并不必然能够赋予人类世俗的行为以意义，历史意义的最终仲裁者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学家。哲学的发展属于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阿伦特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哲学的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必然能够赋予任何具体的哲学活动以意义，只有那些堪称为典范的哲学家才是这种意义的来源和仲裁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哲学家是不朽的。在一次重要的访谈中，当访问者要求斯特劳森就分析哲学的“消失”或“死亡”发表评论时，他平静而幽默地说：“如同当我早晨醒来闻听故友去世的噩耗，我难以相信这个消息。”同样地，在一种类似的意义上，我们也难以相信这位不朽的哲人已经逝去的消息。
2006年2月23日
写毕于浙大求是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