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 年，也就是崇祯政权在北京覆灭后两年、弘光政权在南京覆灭后一年，在当时的东南地区，唐王朱聿键逃至福建，得到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军事支持，在福州登基，建元隆武，号令东南。但浙江却有一班人马，在不知道唐王已在福建称帝的情况下，推举了鲁王朱以海出来监国。结果一山不容二虎，两者之间不断地争正统，彼此不合作，甚至掣肘，这给二者迅速覆亡埋下了危机。
这年六月，浙江受到清军的大举进攻，鲁王大败，逃出绍兴，奔往舟山群岛。清军大胜后，并没有对鲁王赶尽杀绝，而是直接从浙江衢州往前推进，越过仙霞岭，杀入福建。本来浙江的沦陷就使得福建门户大开，隆武政权在地理上顿时失去屏障。而当此危机时刻，身在福建的隆武帝虽然也为大军压境的形势担忧，却并不积极派遣援军，反而因为皇子的出生而压抑不住狂喜，给文武大臣大肆封官加爵以示庆贺。当时许多大臣配合隆武帝大搞庆祝，但也有一些人无法理解平日还算英明的隆武帝为何有此不理智的行为。钱澄之在《所知录》中记载说：
七月，上诞元子，大赦覃恩，从龙诸臣悉加封爵。御史钱邦芑疏言：“元子诞生之辰，正浙东新破之日，同盟且应见恤，剥肤益复可忧。臣以为是举朝同仇发愤之秋，非覃恩受赏之时也。且覃恩不宜太优，爵赏不宜太滥，若铁券金章徒以锡从龙之旧，则将来恢复疆土，何以酬汗马之勋？非所以重名器，劝有功也。”不报。
钱邦芑（？—1673 ）所说有理有据，但结果仍然是“不报”，可见隆武帝铁了心要搞庆祝。当时朝臣庆贺的表奏甚多，但《所知录》书中惟独择录钱邦芑的奏折，可见钱澄之内心也是赞同钱邦芑的。在这段文字之后，钱澄之写了一首《越东破》诗，极为精彩：
当今天子高皇孙，鲁国同是至亲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东诸臣殊可笑，誓死不开登极诏。天子洒笔亲致书，相期先谒高皇庙。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同失应同悲。昨夜中宫诞元子，通侯鹊印何累累。中兴所重在边疆，恩泽滥冒同烂羊。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盖元子生而唇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