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3)

乔纳森在《文学理论》中这样说过,“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划分是不同的”。维特斯根坦也有过这样著名的判断,“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其世界的界限。以方言呈现出的小说世界,自然地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缘世界和时空观念,这一地缘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既互为一体,又相互冲突。“三年自然灾害”在受活人那里是“大劫年”,词语的转义其实蕴含着方言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而在经济时代,受活庄的人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致富”这样的大字眼,走出方言世界,进入公共领域,或者说,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之中。“九都”“柏油路”“电视”“致富”等词语冲击着受活人,慢慢取代了“受活”,因此,受活庄里的侏儒女槐花和县长秘书好上之后,皮肤白了,个子高了,连说话用词也和受活人不一样了。可是,你又会发现,耙耧人对“致富”这一时代经济语言又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的,他们把它直接篡改为“绝术团”,“绝术团”等于“致富”,于是,在耙耧山脉的原野中,出现了无数个练习“聋耳放炮”“单腿跳远”和穿着“奠”字寿衣的人。甚至,连政治素质极高的柳县长,他所提出的列宁遗体方案,也不能说没有“篡改”的痕迹,一切变成了时代的闹剧,荒诞而又触目惊心的闹剧。

方言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常常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方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具有原型意义的生命样态的标志,它就像化石一样,存留着一个群体的生命痕迹与情感印记,作为一种几乎是原始意味的、被动的存在,方言必然遭受着公共世界的冲击;但方言也以自己的生命性、日常性与抗腐蚀性着改变着公共世界的面目。韩少功在写作《马桥词典》时这样写道:“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方言中的许多词语并非都只与地方经验有关,许多时候,政治话语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必须在被加工的基础上,改头换面才能真正进入方言世界内部。对受活庄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不知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阶段,更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一旦提起,他们马上会说,“逃荒那一年”或“红灾黑难那一年”,在这里,方言的确在进行着“语言篡改事件”,这种篡改本身具有相当明显的对抗性——与意识形态,甚至是普遍世界之间的对抗。但是,它的力量又有多大呢?方言能在多大意义上篡改公共话语、政治话语、经济话语,而达到一种自足的存在?更进一步追问,作为知识阶层与接受现代标准汉语教育的作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方言世界的核心?这样的方言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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