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在《文学理论》中这样说过，“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划分是不同的”。维特斯根坦也有过这样著名的判断，“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其世界的界限。以方言呈现出的小说世界，自然地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缘世界和时空观念，这一地缘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既互为一体，又相互冲突。“三年自然灾害”在受活人那里是“大劫年”，词语的转义其实蕴含着方言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而在经济时代，受活庄的人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致富”这样的大字眼，走出方言世界，进入公共领域，或者说，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之中。“九都”“柏油路”“电视”“致富”等词语冲击着受活人，慢慢取代了“受活”，因此，受活庄里的侏儒女槐花和县长秘书好上之后，皮肤白了，个子高了，连说话用词也和受活人不一样了。可是，你又会发现，耙耧人对“致富”这一时代经济语言又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的，他们把它直接篡改为“绝术团”，“绝术团”等于“致富”，于是，在耙耧山脉的原野中，出现了无数个练习“聋耳放炮”“单腿跳远”和穿着“奠”字寿衣的人。甚至，连政治素质极高的柳县长，他所提出的列宁遗体方案，也不能说没有“篡改”的痕迹，一切变成了时代的闹剧，荒诞而又触目惊心的闹剧。
方言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常常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方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具有原型意义的生命样态的标志，它就像化石一样，存留着一个群体的生命痕迹与情感印记，作为一种几乎是原始意味的、被动的存在，方言必然遭受着公共世界的冲击；但方言也以自己的生命性、日常性与抗腐蚀性着改变着公共世界的面目。韩少功在写作《马桥词典》时这样写道：“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方言中的许多词语并非都只与地方经验有关，许多时候，政治话语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必须在被加工的基础上，改头换面才能真正进入方言世界内部。对受活庄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不知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阶段，更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一旦提起，他们马上会说，“逃荒那一年”或“红灾黑难那一年”，在这里，方言的确在进行着“语言篡改事件”，这种篡改本身具有相当明显的对抗性——与意识形态，甚至是普遍世界之间的对抗。但是，它的力量又有多大呢？方言能在多大意义上篡改公共话语、政治话语、经济话语，而达到一种自足的存在？更进一步追问，作为知识阶层与接受现代标准汉语教育的作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方言世界的核心？这样的方言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