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限度
列维-斯特劳斯在写作《忧郁的热带》时曾经这样对人类学考察的真实性进行总结：“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现代的香料味素等调味品都是伪造过的。这当然并不是指今日的调味品是纯粹心理层面的而已，而是指不论说故事的人再诚实也无法提供真实的东西，因为真实的旅行故事已不可能了。为了使我们可以接受，记忆都得经过整理选择；这种过程在最诚实无欺的作者身上，是在无意识的层面进行，把真实的经验用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成见加以取代。”的确，经验的选择和表达的有限性是最残酷的事情，它常常遮蔽了更为真实的场景，而选择那些能为日常经验所能接受的东西，在这种迎合中，真实往往被假定了，而记忆也变得虚假。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记忆力的虚假性和组合性很有必要，因为它是小说产生歧义，产生相对性和私人性的根本来源。但是，从另一层面来讲，这种过滤性则总是与时代文化的偏见、与自我的立场相联系。
这是真实的难度，也是真实的限度。方言在某种意义上使写作者接近了他所描述的世界，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体系和情感体系的模糊框架，但是，不完全的方言，或者已经妥协后的方言又很难真正抵达命运的深处，而试图在真实之上产生更大的真实则越发难上加难。
尝试用方言写作在当代文学几乎成为潮流。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无风之树》，可以说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会发现，《马桥词典》是在运用知识分子书写方式对方言进行阐释，这种书写本身是理性的，带有明确的诠释色彩；李锐的《无风之树》运用人物独白方式直接进入方言世界，土字、土词，包括那些最粗俗的民间用语作者都直接书写，这无疑是很大胆也很成功的尝试。它摆脱了启蒙的理性，直接进入原生态的民间生活内部，进入方言世界的内部，但是，你又会发现，这种形式的方言描写是细节上的，并且人物性格重复单一，它很难从整体上传达吕梁山脉的气质。在《受活》中，阎连科试图从叙事本体进入方言世界，他既勾画耙耧山脉的整体形象，又不放弃任何方言语句逻辑的使用，他不希望他的方言是细节上的或仅限于对话上的。但是，已经有读者指出阎连科的方言并不纯粹，这一点，阎连科本人也承认。他说，在用方言的时候，常常有失语的现象，脑海里经常会跳出一个文言，或者一个普通话的词汇来替代。因为方言已经无法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在《受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半文半白，书面语和口语混合，意义暧昧模糊的语言。词与词之间的断裂、组合，显得很不和谐（许多时候，这种混合的语言反而增添了小说的语言魅力，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气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想要分析的是方言的失语与妥协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意义。
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言，在写作的时候，他经常处于某种半失语状态。这一方面确实如斯特劳斯所说，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成见取代了真实的经验。即使最有见地、最深刻的写作者也无法摆脱这些，尤其是无法摆脱他赖以写作的语言系统。从另一方面讲，方言的失语本身却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世界的失语。方言的词汇无法表达出现代思维和现代世界的许多东西，甚至无法表达其中的情感方式。这些词汇古老，缺乏新的意义填充，而对原有世界观的固守和生活经验的局限性，也使他们不可能转换和学习新的词汇。对受活庄的人来说，新的词汇甚至是灾难的象征，如刚才所言的“合作社、大跃进”，于是，他们退回去了，同时，又诞生了几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汇，如“黑灾、红难”，这是受活庄人的词汇，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印象和态度，蕴含着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掠夺和对世界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讲，以耙耧方言生活的受活人未曾进入现代社会话语之中，而他们所理解并参与了的“发展”是极其表面化的并被扭曲了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