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 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 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发表在1958 年《读书》杂志第16 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岁。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 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出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个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随着杂志发行，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仁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是泼天大）；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大陆伤痕文学之父"，等等。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待过的人，她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二十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 年11 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 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 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认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发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80 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地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虽然我的写作已然边缘化，但从不违心，袒露个性，褒贬由人，自得其乐；到眼下，我在海内外已出版的个人专著，各种版本加起来已达八十七种，此外还有八卷文集；我这二十多年里也摔过筋斗，有过不小的挫折，但我毕竟穿越了80 年代，正穿越90 年代，并有希望把我的创作跨越到21 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