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班主任》的回忆(2)

1977 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 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 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发表在1958 年《读书》杂志第16 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岁。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 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出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个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随着杂志发行,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仁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是泼天大);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大陆伤痕文学之父",等等。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待过的人,她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二十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 年11 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 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 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认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发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80 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地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虽然我的写作已然边缘化,但从不违心,袒露个性,褒贬由人,自得其乐;到眼下,我在海内外已出版的个人专著,各种版本加起来已达八十七种,此外还有八卷文集;我这二十多年里也摔过筋斗,有过不小的挫折,但我毕竟穿越了80 年代,正穿越90 年代,并有希望把我的创作跨越到2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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