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613页，由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 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 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800 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 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 年生）1977 年11 月发表的《班主任》。
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刘心武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 年11 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 年6 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的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 月第一版）
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出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 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儿；（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 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 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1959 年从北京六十五中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习，1961年至1976 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但我1974 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雅克萨》，写清朝抗俄的，这是那时很时髦的题材，后来好多出版社都出了该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责编的那本1978 年也出版了，作者谢鲲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本来可以写出脱离时髦题材，特别是脱离"主题先行"那样路数的，体现其个性的纯文学佳作的，可惜却因肝功能衰竭而英年早逝。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冽，文字也活泼流畅，可是，虽说1976 年10 月打倒了"四人帮"，1977 年2 月7 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 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复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