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无法下手了。他举着马棒，围着额吉转着，寻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缝隙。但额吉拼死地伏在地上，掩护着吉里格，A被瓦解了，虽然他还在骂骂咧咧——这是他这一类蒙古人的伎俩。他显然被震惊了，但他还要掩饰，他不知如何收场才好，所以只好尽着一张臭嘴唇不停地动。
我看见，侧面山岗上，笔直地冲下来一骑马。阿洛华哥发现了家门口的动静，他赶回来了。那匹马笔直地冲下陡坡，溅着一条垂直的雪雾。
这就是我，刚满20岁时的我目击的一次打狗欺主。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对人的欺侮。那时我没有懂得这种罪恶源于歧视，我更不可能想象当时我认为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牧民，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
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论岁月怎样淘涮，直至今天我无法忘记它。也许，连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关于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间的感情，全是因为这个基础。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后代远离了那种立场和地位，或者说倘若他们也朝着更低浅、更穷的人举起马棒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将断绝干净。
阿洛华哥马到门前，为A造成了下台阶的机会。他不用尴尬地对着一个褴褛的老太婆举着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儿子继续斗。
我没有介入。我哥的窝囊脾性早叫我烦透了。他是绝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抡向A的。隐隐伴随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软弱，使他也练就了一副嘴皮子。他只敢说，绝不敢动——两个汉子吵了个天翻地覆，吵到太阳下山，A累得回了家，但是不仅没有惩罚也没有决裂，一个月后A又恬不知耻地常来常往了。
A来串营子时，不敢用头往包门里钻，而是用屁股拱开门，倒着进包。我看见他就恶心，不过，这种人太多了，我后来也就司空见惯。
其实吉里格睬也不睬他。吉里格对A如鲁迅所说，采取的是最彻底的蔑视。A以后每次来串包，都换不来一声狗叫。吉里格远远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视着茫茫的草原。
吉里格终于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后来，有一次，它摇摇晃晃地觅食。那天太阳照得很暖。后来它晃荡回南面那片草地上，卧了下来。吉里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阳光下昏睡，因此谁也没有留心。
次日，它还卧在那儿。
再过了一天，它仍然卧着不动。我询问地望望额吉，额吉没有说什么。吉里格那身漆黑的毛被风吹拂得掀动，我无法猜测它在做什么。
吉里格就这样，渐渐地溶化在我们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蚀了，变得浅谈模糊。我们仍然不去惊动它。最后，应该说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只剩下一个架影，像一丛芨芨草，像一个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儿真的出现了一个土堆，上面密集地长着意草。那一丛草比平地高出一具狗身，永远地留在了我驻过青春的营盘上。
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我骑马走过那里，眺望旧营盘时，总是能清清楚楚地望见那一丛草。
写这么一个平淡的狗故事当然不合时宜。不过我早就决心写写这件事。时宜是否引人堕落我不关心，但是一个新秩序正在这个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时宜也许使人忘记这秩序可能压迫自己，因为它公开打着歧视的旗帜。
这一切方兴末艾。再写下去人会说这是故作危言。共鸣的消失，再次证明着人的变与不变。离开那条铜狗的伊朗小伙子，离开那条铜狗的我，都迎着生存、孤立、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质问。但是我们失去了人的参照却仍拥有狗的参照，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制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人类中的美从没有中绝。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样动人地追随，那样始终不渝。
199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