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我遇见那位伊朗小伙子时，他是单独一个人。涩谷狗像前人很多，日本学生们正等着黄昏降临，然后去寻欢作乐。我和他谈到12伊玛目，谈到中国境内的塔吉克。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完成了朝觐的哈智，他对此很自豪。我问他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他说现在住在德黑兰，小时候在乡下放羊。
说着放羊的时候，我们都瞟了一眼那条铜狗，谁也没有说什么。
还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单身打工，不带家属。不管合法的工或是黑工，他们的目标是挣上一笔钱就走，谁也不与这个国家过多纠缠。这一点与中国人非常不同。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钱，他们要做伊朗人；而中国人没有这么简单的原则。他反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人在日本。“她们都坐上出租车了吧？”他问。
我们都笑了。这是个挺惟妙惟肖的描写，虽然有点尖刻。但是笑了一下就作罢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说他要回伊朗去。
我问：工作没有了？
他凝视着我，点点头，接着又说道：“没有房子住。”
我无法回答一个字。劳动力缺乏的东京，自由租赁房子的东京，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谁也不说、谁都清楚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一个岛国居然歧视诸如波斯、中华那样大的古国，我们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这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位伊朗青年。我俩没有去说不愉快的事，我不愿追问他怎样被不动产商人拒绝租房，也没有追问他怎么找不到工。我俩能找着快乐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在彼时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条铜狗中间，我们俩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是真挚的，没有染上一星肮脏的歧视病。
那天分手时，我觉得铜狗是虚伪的，狗的雕像不应该如此，因为忠实的狗遵循的是一种人类学不会的原则。但是关于怎样塑立一个狗的塑像，那天我没有想清楚。
身躯高大魁伟的伊朗——波斯小伙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经结束。在灯光闪烁的涩谷，他的背影非常俊美。这美消失了，但是没有被歧视人的世道玷污。回到他动荡而贫穷的故乡以后，他要负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毕竟不会这么压迫心灵，我想着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
伊朗人的思想是正确的。忍受妻儿分离的苦楚，挣他一笔钱便一去不回。不留下一丝一毫的情感和企望给他们，一切都寄托给自己的、像人一样的生活。高原的牧羊犬和美丽纯洁的波斯女人在等待着，在离开之前确实无需回顾。
他根本没有再看那铜狗一眼。他住在都市但生于牧羊人之家，我猜他一定也曾养过几条出色的好狗。在我和他之间这种似有似无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铜狗一个字。或许，他只是视那条狗为一块铜，一个装饰，一个符号，一个形状，他内心深处根本没有认为那也算一条狗。
勃然大怒、复苏了体内对我家的蔑视的A，可能不再认为吉里格是一条狗。衰弱的吉里格已经不会躲了，一动不动地立直身子，低垂着黑毛茸茸的大脑袋。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会躲，不逃开。它浊哑地呼呼吼着，那声音——后来我久久回味过，但至今我不能讲明那声音里充斥着的，究竟是愤怒、绝望、抗议，还是轻蔑。而A愈打愈轻狂、愈打愈滋长了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杀了它！杀！杀！”他单调地骂着，充血的眼里闪着罕见的凶光。
不知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和转变的。A从吃惊（也可能还有疼痛）到发怒打狗，再到决心杀狗欺主——其实是杀狗斗主，他要制造与我家决裂的斗争——，仅在一两分钟之间就完成了。同时，在同样的瞬间里，额吉也从吃惊、道歉、呵斥吉里格，而突然地转变为要救吉里格的命。
白发苍苍的额吉死死扑在吉里格身上，把狗压倒，用身体护住了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简直不能想象，她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