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名片一物,是从一九八○年初次出国开始的,在国内看见社会上流行名片,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不用说,流入的名片非常多。我曾经见过一个老人帮助儿子整理名片,边整理边感慨:这是财富啊——因些我也确实曾经信以为真,多少年来无论怎样处置垃圾,总是收藏着那巨量的名片。后来,实在是不胜其负担了,我淘汰了一批。再过了些时间,又淘汰了一批。至此次回国之前,我注意到自己对名片的行为仅仅是“淘汰”,扔掉了一批又一批自认为不再有缘的人的地址,扔掉了一批又一批实在想不起来他们是谁的名片;但重要的是留下了记着的、重视的另一部分。这种做法,在哲学上可能是一种“希望”,在社会学上可能是一种恐惧——人收存名片,也许基于一种求助的心理。单独的人总有一分软弱,总觉得有那么多经过满面春风,经过相见有缘,经过相当长的交往和合作而认识的人存在,自己会在为难时获得支撑。淘汰中的心理更微妙,准确性是变移的,潜在的主导因素是对缘分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力量的判断。已经无法回忆我是否淘汰掉了真正的朋友,从而也真的失去了哪些朋友了。然而大致上说来,淘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准确性,因为多少年来的事实证明:真正的朋友大多不印名片,比如甘肃宁夏的回族农民们。反之,世界上用名片的多是老外,而他们的名片上往往也只有一个假名字——北美老外惯于起一个中国汉名,那仅仅是便于他们在中国活动的一个符号,这种“李亚模”“魏颂华”之类印象会欺骗你,你很难凭这种印象在他或她的老家找到本人。
这些都是一般的、没有什么意思的知识。
有意思的、充满快感的体验,是撕名片。大撕特撕,一纸篓一纸篓地扔,撕光扔净,把自己与他们之间残存的瓜葛连同自己软弱的希望一阵快刀斩乱麻消灭干净,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个愉快的体验,是在我一九九二年秋离开国际世界返回动荡的中国前夕,突然之间实现的。
撕名片的方法之首要原则,是不要对不义的世界再存任何一丝幻想。
应该承认自己的幻想,以及求冀于人的念头太多。世界像一个顺坡往下滑的球,这个坡就是体制。坐在这个球上的人类中,很少有骨血中反抗体制的、不顾生存求完美的人,除了底层,但底层民众不印名片。你身不在底层又心在底层,那么就不应该向体制奢求——这道理浅显极了,但弄清楚它,却需要一场痛苦的磨难。
一九八九年冬,我由于这种幻想、软弱和奢求,开始了两年之久的流浪。由于那个欺骗人的希望,人站到了忍受和规避的刃口上,站到了孤注一掷或者委屈求活的选择的矛盾中。
两年,没有比这更长的两年了。人能有机会处于一种逆旅时,才可能靠近艺术。伪的艺术(不用说文学这种技能性很差的粗糙艺术)只有在艰难和困境中,才会从艺术的壳部剥落。残存下来的人因为不甘于屈服,尝到的滋味会很辣,但他们在考验中开始一步步向艺术家靠拢了。
这时你是孤立无援的。首先离开你的,是那些企图寄生于你的人们。他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不惜卖身卖命只图从你身上分一份利益和名誉——此刻他们要走了,或者是静悄悄地,或者是反目为仇地,总之他们走得很坚决,正像他们来得很热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