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热闹闹地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门赶紧张罗还唯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食（《北望长城外》）。不用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地反感，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而，老狗吉里格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头眼睛黏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羊群疲惫地走不远便大嚼起来。中午我哥来换我回家喝茶，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A的马，配着他漂壳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在招待A喝茶。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槛上，和A问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A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草场营盘，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惨叫（该说是惊叫）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在毡包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候一般把大黑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吼几声，嗓音浓浊，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就是一口，咬住了A刚刚迈出门槛的靴子。
我反应过来以后马上想到的是：A不会受伤。吉里格的牙齿已经全坏了，以前我也曾被它咬过一次，毡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嵌出几个小坑。但是，A似乎受了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吓和摧残，他好像被咬漏了脑壳，那藏着已经很久的邪恶一下子泄了出来。
他抡起马棒打狗时，我的嘴角还残留着一点笑，额吉甚至还带着歉意地替他呵斥吉里格。“滚开！……你这疯狗！……打，狠狠地打！”额吉喊着。
但是，打狗的客一旦动了手，就不仅仅只想出一下气或挽回一点面子了。A打了几棒以后，发生了一个倏忽间的变化，他动怒了，决心要打个痛快，打出威风来。
我特别记牢了这个瞬间闪过的变化。这就是那种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的真实。A与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来太频繁了，草原上今冬阶级复查的风刮得太紧了，四下里议论我们这个包的时候那敌意太明显了。A并不是自动与我们住得这么近，草场是官们划分的。他和我哥并不是朋友，接触多只是因为住得近。他是无可争辩的贫牧成分，他犯不着让那股蔓延的敌意也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清了他要抓住这个碴口与我家来一场矛盾纠纷，尤其今天是晴天，家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
一两分钟之后，A怒吼的词汇已经变成“杀”，他咆哮着：—定要杀了老狗吉里格。
他抡圆了马棒（乌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圆木棒，有些人则用长马棒当鞭子），疯狂地打狗了。吉里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闪很慢。棒子重重打在老狗的肉体上，发出噗噗的钝声，狗看不见，便不躲闪，我听见它喉咙里咕噜噜地低声吼着，声音又粗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