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积雪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就无所谓苦了。
1992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间情分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了吉里格，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各国流浪汉们非常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铜狗的隔阂和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为无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己的孤单和慌乱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观的是中国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涡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没有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子偶尔闲谈起来。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顿，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湾战争，臭骂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不知为什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他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世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光阴沉，我一时无法判断这12伊玛目派的青年在想什么。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像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有坏到该揍他，说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冻硬的牛粪绊着脚，羊群渴盐硝已经急得啃围毡和车辕了。天空一连两个月阴霾不散，不下雪，只是白毛风刮得积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4点钟羊群回盘，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活。最后忙碌完了钻进包门时，冬日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这种时候不速之客报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是若来一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