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传，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故事。我是画画的。我画我自己的手。我在纸张上画，我也在布簿上画。我画的有大也有小。不多久，我画的手很不少了。有朋友问：你画那么多手，可有自传的意味？我愣了愣：没有，那只是贪方便、贪其难画。是的，画手，因为方便：右手画左手，或者放一面镜在前方，对着双手，画左、右手都可以，虽然反了方向。这个年代，可以用照相机把手拍摄下来，方便对照临摹——我把照相机放置好，对着我摆放双手的距离对焦，按下十秒自动快门，我走回到对焦点，双手模拟一个在工作的姿态——咔嚓，一张。我再模拟别个工作的姿态，又一张。事实上，任谁的创作，无论是何种形式，总会有点自传的况味。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这样描写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他的隐私感是通过表现癖表达出来的。写自己，他每每用第三人称，仿佛把自己看成一部虚构的作品。”这吊诡而精辟的形容，让我不能反驳。某种程度上，我是凭借绘画我的手来呈现我——我那被形容为“不女性化”的手——画那么多的手，就是想证明这是我的手。画我的手就是画我，我“女性化”或“不女性化”都没关系。我的确是很有自我表现癖。想来斯泰因也是一样。
看你的自传，即是看你的伴侣的传记。事实上，也等同看了一章现代艺术／艺术家的故事。
20世纪初，你从美国来到法国巴黎。你认识了斯泰因。你被她吸引，而她被当时新颖的五花八门、目不暇接的艺术文化所吸引。她的住所花神街27号是沙龙平台。在你的自传即她的故事中，起居室的墙壁至天花顶都挂满了画。按你说她写的，墙上的画的放置，要让画家们感觉受到重视——在电影里，巴勃罗·毕加索画斯泰因的肖像就放在最明显不过的位置。是的，作家诗人画家摄影师评论人不具身份的年轻的不那么年轻的有名气的想有名气的，都在巴黎或这个沙龙平台团团转，热烘烘的：他们都很高兴，那么高兴。我们得要再去取面包，你知道法国嘛！他们喝酒进餐都不能没有面包。那时候毕加索住在蒙马特，我们去探望他，大家都站着说话，后来我发现所有人都是这样站着几个小时说话或不说话；在秋季沙龙中，我们看到亨利·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Woman with a Hat）；安德烈·德朗开始画风景，他的空间感强，他的作品在独立沙龙中被人认识；谁人先把这形容为立体主义的我不知道，但很可能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跟毕加索并不处得来；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未来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在巴黎有一个大型展览引来很多回响；胡安·格里斯尝试使画的表面看来实在，而那实在的东西就是涂画在画上的字母；这时是乔治·布拉克跟毕加索最亲密的时候，他们开始把不同乐器放到画上；布拉克说，他们都是经常碰到的那些人，都在什么预展什么秋季沙龙中出现；特里斯唐·查拉第一次来到巴黎，他跟弗朗西斯·毕卡比亚搞达达运动，由达达争论挣扎发展至超现实主义；马塞尔·杜尚很失落，他去了美国，在那里展出《下楼梯的裸女之二》（Nude Descending the Staircase,No.2）；法国画商保罗·杜兰德-鲁埃尔因为支持印象主义画家，两度破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唯一写得如此自然的年轻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说，毋庸置疑我要做个作家。那些日子，在巴黎，大家是不会挂电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