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进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彼时，台湾刚“解严”四年，正经历民主化初期各种社会力的激烈冲击。
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已经启航，但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1991年，还有学生因为思想问题而被逮捕，反对者仍然为了废除箝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而在街头遭受水柱的强烈冲击，而“立法院”还都是未改选的老代表。另一方面，柏林墙刚倒塌，苏联正在解体，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了——但，我们才刚刚要开始我们的新历史。这个岛屿要往哪里去呢？
作为一个刚进入大学的知识青年，遭逢这样一个迷惘与不确定的历史转型期，年轻的我狂热地吸取各种知识，并且积极参与校园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我们不希望错过历史的变革。
同时，我不断思索一个巨大而天真的问题：世界上最理想且又可行的制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终极价值是自由与平等，那么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落实这些价值？社会主义衰落了，资本主义真的胜利了吗？或者，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威权体制消失，民主出现了，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
从大学到政治学研究所，我认真阅读过去四十年被禁绝于台湾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理论，也读着自由主义；我开始探究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代议民主制度在几世纪前的兴起与转型，也开始研究战后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
答案没有解开，虽然方向更清晰了些。2002年（距今整整十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继续深究年轻时的疑惑：我研究拉丁美洲与东欧的转型，研究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体制，当然还有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以及台湾地区民主化的动力与困境。
念博士期间，我开始在台湾媒体写专栏，并且在2008年之后，开始在大陆写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