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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看来，这样一种思想的批判、制约、警示作用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一个限度，也就是不能再跨进一步，去直接指导现实，不能试图把思想变成直接的行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实的合理性，思想转化为现实，要有许多中介，而中介就有许多妥协，调和，必须考虑与适应现实的可能性。如果思想家把自己的批判性思想不顾条件与可能，直接变成现实，不经过转换、中介作用，可能会带来新的灾难。
所以鲁迅很清楚地看出自己这类批判知识分子的有限性。他说知识分子听他谈谈是可以的，却不能把他当导师，让他给你指路，这句话也是适用于他自己的。在我看来，懂得自己的限度的批判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批判知识分子。
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中国需要鲁迅，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永远的、彻底的、全面的批判的鲁迅左翼知识分子，但是又不能大家都成鲁迅，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外的，永远的批判知识分子只能是少数，而且永远在边缘位置，一到中心就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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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有著名的“拿来主义”，主张把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源都尽可能的吸收，但是他在任何一个东方、西方的思想资源、理论学术之前，又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比如鲁迅受到尼采影响，但他绝不会是尼采主义者，鲁迅受到儒家影响，但他绝不会成为儒家的教徒。他广泛吸取而不被收编，这一点恰好是许多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弱点，许多人都是研究什么，最终都成为信徒。这是可以理解的，研究对象越是博大精深，研究得越深，越容易被征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这也是当下许多知识分子的危机所在，许多人都在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面前，遗失了自我，这些年又有许多人转向东方主义，但还是顶礼膜拜，甘当教徒，不过是以东方教主取代西方教主，骨头之软依旧不变。
我觉得更加可贵的是，鲁迅也不试图收编我们。我经常跟学生说，如果你到鲁迅那里去问路该怎么走，就找错了对象，他绝对不会像胡适那样给你指路，路要靠自己去找。因此在鲁迅面前我们是绝对独立的，我们完全可以拒绝他的观点，也可以批评他，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他期待我们的。总之一句话：鲁迅绝不试图收编我们。这一点极其重要，而且也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总想要收编学生。
所以我们要拒绝收编，我们需要的是鲁迅式的精神独立性，主体性，我们需要鲁迅式的硬骨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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