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夫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一时形成狂潮。此事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纷纷讨论所谓“于丹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它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2 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于丹要通过经她解读的《论语》提供给中国老百姓的“心灵鸡汤”。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5 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中国政府真要感谢于丹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把很多可以宣泄出去的怨气，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就可以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