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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许广平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激进青年，所以在1927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曾经有加入国民党的想法，她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就对她说，一个政党是要靠组织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信念的，所以政党是要强调纪律性的，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政党的决议，有的时候就要牺牲个人的意志。因此你要求入党，就必须想清楚，你是否愿意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个人意志，如果愿意就加入，如果不愿意，要始终保持个人意志和独立性，就别加入。这大体代表了鲁迅对政党政治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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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随感录五十四》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括。他说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中国最边远的地方，还在点松油片，但是城镇里早就用上了电灯；尽管已经有了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但最偏僻农村还在使用独轮车：最现代的，与最原始的，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我看了鲁迅1919年的这一概括，大受启发，或许我们正可以以此来概括当下中国，也正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摩肩挨背的存在的社会。比如到西部地区，许多地方还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中部地区就是现代社会，北京、上海的后现代气息就相当浓厚了。这样的划分或许有些简单化，因为即使在同一地区，比如我熟悉的贵州，总体社会发展滞后，但其内部，也还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即使是北京，也还存在前现代的问题。
这样的摩肩挨背的同时存在，不仅是社会形态，也是思想文化形态上的。这样，作为一个“鲁迅左翼”的批判知识分子，他所要面对的，也是一种“摩肩挨背的同时存在”：不仅是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奴役方式、社会现象，而且包括为这些奴役体制辩护的不同理论形态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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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鲁迅最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他不仅持这样一种彻底的、全面的、永远的批判立场，而且对于自己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界限、局限也看得很清楚，他对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自己的角色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因此他提出不当导师、国师、幕僚，也就是说他不负责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不提供任何设计方案。鲁迅未必要否认幕僚、智囊团的功用，但是他十分明确：这不是批判知识分子所应担负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揭示现实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矛盾，问题，困境，不断地打破对此岸世界、现存秩序的种种神话，对一切现实生活中、此岸世界里的压迫现象、奴役现象提出批判，对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病发出预警，以便引起社会的注意，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提醒作用。所以他永远只能站在边缘位置上，作为异端，另类，另一种声音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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