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日，烈日当空，蝉鸣嘶哑。
这是真正的军民一心的战斗。在裕禄的指令下，马玉昆部的五千步兵和一千五百名骑兵与义和团并肩战斗。帝国军队还在车站外围开设了炮兵阵地，用炮火掩护军民进攻。经过两昼夜的战斗，帝国军民数次冲进车站，但是俄军拼死反击，外围的联军炮火全力支持，帝国军民又被迫数次撤退。
七月一日，帝国的增援部队到达，将领还是聂士成。
在聂军参战的情况下，帝国军民向老龙头车站发起最后的攻击。经过一夜的炮战，帝国军民终于冲进车站，与车站内的俄军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战斗，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勇气，到处是滚动在一起的身体，光脊梁的是帝国的农民，军装艳丽的是俄国人。老龙头车站的每一间房屋里、每一道墙壁下都堆积着双方战死者的尸体，从这些尸体上流出的鲜血汇成一条小溪，流向车站外的马路上。肉搏战持续了一个白天，黄昏到来时俄军终于撤退。但是，联军立即组织英、俄、日三国部队向车站反击。数次易手之后，帝国军民撤出车站。夜色暗下来了，马玉昆部的官兵又突然发动反击，这次帝国军民不但冲了进了站区，还冲进了联军官兵藏身的火车车厢。联军立刻大量增援，再次重新占领了站区，反而把清军官兵困在了车厢里。清军官兵无法得到增援，只有拼死从车厢里突围出来。老龙头车站再次落入联军手中。
六日晚，天津租界里的联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由英军西摩尔中将和俄军阿列克谢耶夫中将主持。会议分析了租界面临的危急状况：租界的西、南、北三面已被严密包围，包围圈还在不断地缩小。架设在运河桥后面、小西门、跑马场等方向的清军大炮，连续不断地集中火力轰击租界，对租界造成极大的伤亡——“这是被围困以来所遇到的最猛烈的炮击”，联军“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些大炮的位置，因此无法压制”。如果炮击持续下去，过不了几天，被压缩在狭窄租界里的联军，除了死亡和投降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英军少校布鲁斯尝试性的反击，遭到聂士成部的坚决阻击，英军伤亡惨重，布鲁斯少校本人也负伤而归。同时，向跑马场方向反击的联军也被打了回来。聂士成不断派出小股部队渗透，他们使用手雷进行攻击，已经完全控制了八里台，并且在那里修筑了阵地。今天早上，清军对租界的炮击更加猛烈，而且炮弹的落点令人惊讶地准确起来，至少从炮弹飞来的方向上看，天津城里的帝国水师营和城外芦台运河方向的炮兵都加入了轰击。租界内肯定有奸细，在给清军的炮兵指示目标，有必要对租界内的中国人进行一次认真的清洗。同时，决不能这样缩在租界里被动挨打，在这个弹丸之地里困守，联军最后的战斗力将会在猛烈的炮击中消耗殆尽。那样的话，等中国军民再次向发动总攻击时，这个名叫紫竹林的地方将是所有的外国人葬身异国的地方。
从军事常识上讲，联军必须出击，即使不具备条件也要出击。出击的目的，是将战斗引到租界之外，以强大的兵力向天津西部和南部发起强攻，扫清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并给帝国陆军以沉重打击。而最终目的是：向天津城发动总攻，并占领大清帝国的这座重要城市。联军指挥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现在联军的对手已经不是义和团了，而是宣战状态下的帝国正规军。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帝国最精锐的陆军部队直接冲击，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天津前线，帝国最精锐的陆军部队是聂士成部。
聂士成，中国近代史中命运奇特的将领之一。对他的评价，百年以来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中，忽而是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忽而又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或者两种评价混杂在一起，犹如油与水混合在一个容器里，一经“搅拌”就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古怪玩意儿。聂士成出生在安徽合肥，行伍生涯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其母是中国女人中的奇异人物，据说七十岁的时候仍能与乡里的青年一起练武，并且能够举起沉重的石锁。当地至今还有一句歇后语：“聂士成的妈，老聂（烈）子。”合肥乡音中，“聂”与“烈”同音。在烈性母亲的鼓励下，聂士成离家从军，打起仗来生死不顾，勇猛异常，加之他性情暴躁，可谓杀人不眨眼，人称“邪烈将军”。聂士成在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中成长，多次与洋人交战，甲午年间，他的部队是帝国军队中唯一打胜仗的部队，曾在朝鲜牙山与日军苦战，尤其是在辽东大高岭对日军的阻击，坚持十昼夜不言退：“据大高岭，阻日军，尤著名。”战后，聂士成由太原镇总兵升为直隶提督。
四月间，奉裕禄之命，聂士成部开赴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现在，又奉裕禄之命与义和团一起围困租界与洋人血战。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一个命运的怪圈中，即他已经成为一个朝廷不断地指责、官员们蓄意革除、义和团民最为痛恨以及洋人最想消灭的一个人。
一切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清军将领，执行朝廷的命令围剿义和团，似乎没有更多的罪责，即使朝廷对义和团转变了态度，他也可以与其他军官一样有借口为自己开脱。但是，聂士成与其他军官不一样，他公开地表明了自己对义和团的看法，即义和团是一群于国有害的乱民。因此，他对义和团的围剿是坚决的，出于他对国家政治的负责。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军人，除了人称“邪烈”之外，还是一个儒将。甲午时，他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令国人和洋人皆为之惊骇。作为多次与洋人交手的将领，他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没有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力量，因此安定是国家图强的唯一保障，如果动荡频起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作为一名武将，他愿意为此战斗。从义和团兴起的那天起，他就对这样的农民团体充满质疑，认为义和团根本不可能“灭洋扶清”，那些流浪的农民的所谓“法术”都是骗人的把戏，装神弄鬼是不可能救国于危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并且查看了义和团表演用的枪支。这个军人一眼就看穿了农民们的把戏，义和团在前膛枪装弹药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弹药不是被火药推出来的，而是顺势带出的，根本不能伤人。为此，他杀了那个做把戏的农民，将他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天津的义和团，从首领到团民，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也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只要他的士兵小队出击或者个别士兵落了单，义和团的农民们便会悄悄地包围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追杀。当朝廷宣布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天津义和团向帝国政府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杀聂士成！这个要求得到了端郡王的支持，载漪多次上奏慈禧，说聂士成“私通洋人”，请求“杀聂而保民心”。慈禧一直没有批准的原因是：这个淮军宿将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真的打起仗来大清国还得依靠这样的军人，靠载漪这样的皇亲国戚是无法保卫她的政权的。因此，慈禧下达的上谕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数年来，一直为帝国殊死作战的聂士成，对王公们诬陷他通敌感到万分委屈。为了武将的荣誉，他向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申诉，结果遭到荣禄的痛骂。荣禄不说聂士成正确与否，只是一个劲儿地骂他“糊涂之至”。骂完之后，荣禄担心聂军哗变，又给聂士成写信安抚。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糊涂”的聂士成给荣禄写了一封回信，情绪依旧慷慨激愤，观点依旧丝毫未变：“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２聂士成表示自己愿为“剿匪”承担一切后果。
聂士成和荣禄都知道这个“后果”指的是什么。
联军出击前的夜晚，聂士成嗅出了联军的意图，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他对部下说：“死，吾分也，特患不得其名。且举吾数年辛苦所成之精锐，误供凶暴，投诸一烬，为可惜耳。今国衅既开，天津首当其冲，吾未瞑目，必尽吾职，不许外兵履斯土。然充吾力，讵足以拒八国联军乎？吾必死矣！”
聂士成和他率领的兵勇们一样，身上流淌的是帝国农民的血液，他们所持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观点，都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文化，除了抵御外侮是将士的职责之外，他同样是依靠军饷养活家人的人。聂士成想到了老母亲人带来的口信，老母说自己“无须照看，可以养活自己”，并且特别强调了一句老话：“聂家无孬种。”如果是在辽东大高岭与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这番话一定会斗志勃发，他一定情愿为大清帝国血洒战场。但是，今天不一样，他虽感动母亲的话，但却不想死，他今天很想家。
卫兵报告说，部队又与义和团冲突起来，双方均有伤亡。聂士成火了。在朝廷与列强正式宣战之后，聂士成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与义和团的一切冲突。尽管他不断接到义和团追杀他的兵勇的报告，他还是要求官兵们忍耐、退让，尽一切可能与义和团并肩作战。但是，冲突还是在不断地发生。义和团对聂军的仇恨太大了，聂军官兵对义和团的情绪也因冲突中的伤亡演变成了仇恨。这次与聂军发生军事冲突的义和团小首领姓张，聂士成知道这个人，他让卫兵去“请”那位张师兄。一会儿，张师兄来了，身上披着一件大红颜色的风衣，挎着一柄弯刀，很威风的样子。见到聂士成的时候，张师兄盯着聂士成看，聂士成也盯着他看，两个人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谁也不开口。张师兄最终将手摸向了刀柄，他的刀还没抽出来，聂士成锋利的刀刃便砍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了一地。聂士成的卫兵把张师兄的尸体拖出去，又用黄土把地上的血盖住，并且为聂士成擦拭军刀。
在门口挂着“聂”字旗的帐篷里，聂士成开始向朝廷写战况报告，手中的毛笔抖动得厉害，使他不得不数次停笔。在他的身边，是一床军被、一个绣花枕头、一只装文件的铁皮箱和一支小小的左轮手枪。
这时，他得到了联军出击的消息，时间是七月八日凌晨三时。
聂士成走出帐篷，在一棵大榆树下徘徊不止。时值北方夏夜，微风凉爽，月影婆娑。这是天津西面的一个名叫八里台的地方，这个简陋的地名很快便会载入中国近代史。帝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大敌当前，军民一心是胜利的保障，这一点聂士成不是不明白，他想不通的是，帝国的局势何以演变至此？他现在几乎痛恨一切人：太后、荣禄、裕禄、端郡王和义和团。同时，他也痛恨自己，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
帐外枪声大作。
联军的攻击开始了。
联军的攻击由日本人的一队骑兵开始，目标是纪家庄。这个村庄距天津城十五华里，位于紫竹林租界的西南，是联军从南面攻打天津的通路。负责纪家庄防守的全是义和团，其首领名叫韩以礼。义和团似乎早有防备，在村庄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当日本骑兵踏上地雷的时候，从芦苇荡里冲出来的义和团民蜂拥而上，日军溃退。五时十分，日本司令官江口少佐的增援部队到达，激战一个小时，义和团退出阻击阵地，纪家庄立刻遭到日军的洗劫。
在日军攻击纪家庄的同时，六千名英、俄官兵突然袭击了聂军的左翼，聂军官兵抵挡不住撤退到八里台。
聂士成部，帝国驻扎在天津地区的陆军主力，一夜之间被联军包围在八里台附近一片狭窄的地区内。
九日，八里台决战的日子。
这一天，还发生了值得记载的两件事：一、帝国政府电令身在广东的李鸿章“火速北上，处理外交事务”，这标志着大清帝国宣战不到二十天后，已经打算议和了。二、京城内的甘军董福祥部开始猛烈地攻击使馆区，据说是帝国政府想把所有的外国使节都当做人质，以为“外交交涉中的王牌”。
凌晨五时，八里台四周炮声大作。
彻夜不眠的聂士成声音嘶哑：“兄弟们，开始了。”
聂士成面临的局势是：正面，六千余名联军从跑马场方向进攻；背后，五百名日军在步步逼近。
部下对他说：“赶快请求增援吧。”
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阵前有一座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炮弹爆炸，弹片横飞，聂士成一动不动。官兵们看见主帅站在前沿督战，无人敢退。当联军冒着枪弹冲到小桥边时，聂军官兵跃出射击阵地，与联军扭打成一团。双方官兵在小河边、旷野里杀得天地变色，厮打声、呻吟声和各种语言的咒骂声混成一片。联军炮火掩护的效果极其明显，而聂军的弹药逐渐减少。如果此时得到增援，战况也许会逐渐扭转，但是帝国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增援的迹象。的确如聂士成所说，帝国的军队“无援可增”。两个小时后，聂军显示出支持不住的迹象。聂士成下了马，回到他的帐篷里。等他重新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官兵们惊讶地看到他的装束已经焕然一新。聂士成穿上了帝国武官的全套礼服：紫纱质地的长袍金线织就，图案豪华绚丽；长袍外，套着一件皇帝恩赐的、代表着至高荣誉的黄马褂，皇家特有的明黄色在黎明的天光下格外耀眼。
聂士成再次牵马走到战斗的最前沿。
这身服饰是那么的显眼，简直是在给联军指示帝国指挥官的具体位置。
炮弹和枪弹下雨般地朝着这个显眼的目标飞来了。
官兵们喊：“军门！躲躲！”
聂士成没有回答，他跨上战马吼了一声：“跟我杀！”
这时，有人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他的老母和妻儿已被抓走。
聂士成停顿了一下，然后拍马奔去。
官兵们知道，聂军门决定死了。
聂士成完全可以不死，帝国的其他军队可以撤退，他也可以。
宋占标，一个跟随聂士成多年的管带，他急步上前把聂士成的马嚼环拉住，大哭：“军门，不能去啊！”
前沿上所有的聂军官兵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听见他们的将领平静地说：“孩子，你不懂。”
宋占标拉着聂士成的马死活不放，聂士成大喊了一声，朝宋占标的手砍了一刀。
聂士成策马冲向敌阵。
宋占标带这冒血的刀伤，跟随聂士成冲上去。
在八里台正面与聂军对峙的是德国军队，其前线指挥官名叫库恩。
库恩认识聂士成，因为他曾在聂军中当过骑兵教练。
天大亮了，库恩看见一个冠带整齐的帝国军官出现在前沿，他立即认出这是聂士成。他派士兵充当军使，前去要求聂士成投降，他不愿看见他熟识的这位将领阵亡在他的面前。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据说库恩得到的回答，是他这个“懂中国话”的德国人不明白的一个古怪的中国字：屌！
库恩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这个德国军官知道，如果不把聂士成打死，战斗永远结束不了。炮弹和子弹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在肉搏的混战中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便换乘另一匹，他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最后他的两条腿被打断，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接着，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没有从战马上跌下来。联军占领了小桥，聂士成带领官兵向小桥上冲击。一发子弹从他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的那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聂士成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小桥的桥面上。一直跟随他冲击的宋占标也同时战死。
将帅已死，聂军撤退，八里台失守。
库恩飞奔上桥，扯来一条红毯子，盖在聂士成几乎破碎的身体上。他命令一名士兵把聂士成的遗体背起来，送还给清军。
聂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的时候，遭到义和团的拦截，义和团的农民们企图抢走遗体进行“戮尸”，他们被联军驱散。
《拳变余闻》记载：
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诋聂军通敌，朝旨又严督之。士成愤甚，谓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每战必亲陷阵……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直隶总督裕禄上奏朝廷，请求赐聂士成抚恤，但遭到载漪和刚毅的反对。事后，慈禧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４
聂士成的灵柩被运回安徽老家，他终于与他刚烈的母亲团聚了。
聂士成的阵亡极大地影响了清军的士气。
不久，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附近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
慌乱中的裕禄等来的增援部队，是作战消极的宋庆部。宋庆部没有向联军发动攻势，反而开始大规模围剿义和团。包括聂军在内的清军官兵都认为，大清帝国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全是义和团的农民们“举事”所致，于是纷纷聚集在宋庆的门下开始追杀义和团，以至于前线军民两方均人心大乱。
联军终于意识到：对天津的总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胜的。
防守天津城的正是宋庆的部队。
联军所有的大炮都参加了对天津城的大规模轰击，宋军部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向租界和车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进攻的时候，义和团的农民们依旧跟随着冲锋——当洋人的炮火响起来的时候，帝国的军与民似乎又是一家人了。但是，义和团刚刚从冲击前线转移下来，立即遭到宋军部有计划的射击。是日，两千多名义和团团员没有倒在洋人的枪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清军与义和团的农民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一九００年，在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指挥官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充满了对义和团的怨恨：“该团野性难训，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巾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即至进战，大军奋勇直前，忽四处地雷轰发，数十里内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时候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５清军官兵对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愤怒已极，因为这导致了大量相信“法术”的兵勇付出了生命。
七月十三日，联军对天津的总攻开始。
双方的兵力是：联军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人，火炮四十二门；清军一万二千人，火炮三十九门。在举国宣战的情况下，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在什么都缺唯独不缺人的情况下，大清帝国对都城门户天津的防守，竟然在兵力上让仓促登陆的联军占了优势，这一点至今令人费解。除了兵力不占优势外，帝国军队还有更令人担忧的状况：天津南门的防守部队宋庆部和马玉昆部，本有官兵七千余人，但是因为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宋庆部官兵损失不少，以至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守兵力不足五千。天津西面由聂士成部防守。八里台战斗的失利，使本有八千五百人的聂军大部分官兵伤亡或失散，最后到达西门阻击阵地的官兵不足两千。于是，战斗还没打响，天津城是否能够守住已成疑问。
联军开始向天津城下的冲击地移动。
东路的俄军用船通过运河运送部队接近城垣。他们在把船拖到运河边的路程中，尽管马拉木船在旱地上摩擦发出巨大声响，但是帝国军队就是没有发觉。俄军渡过运河之后，帝国的百姓听见动静跑出来看热闹，他们用吓唬的口吻对俄军说，前面不但还有一道运河，而且还有大量的清军部队。这下可把俄军吓坏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所有的渡河工具全破坏了，如果这时候帝国军队发动反击，俄军就要完蛋了。但是，惊慌之后不久，侦察兵报告说，前面既没有什么第二条运河，更没有任何帝国军队防守，中国的老百姓在说谎。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一路顺利到达天津城外。然后，三个连队疯狂地轮番攻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帝国守军的外围阵地。
西路，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的冲击队，他们采取的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的战术。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座弹药库，弹药库是专门存放褐色炸药的，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结果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联军趁势倾巢出动，在租界里仅留下了一千名官兵，剩余的人全部扑向天津南门。
南门是联军的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时，几位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与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民。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同时，也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因此承担了主攻方向的主攻任务。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清军的阻击十分顽强，他们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击中的日军以杀伤。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清军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为此，日军指挥官福岛将军大发雷霆。晚上，日军再次向城墙逼近。清军官兵惊愕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清军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那里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清军所有的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天津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清军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６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此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人，其中以日军最多为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一九００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清廷的昏聩以及清军战斗力的低下，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者战斗的时刻，大清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清军士兵，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捍卫大清国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整个帝国所需要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军害怕。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
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７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一九００年七月十四日，即大清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二十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