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身份最为含糊、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帝制下的中国正规军了。
还是冬天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表情憨厚、穿着蓝色棉上衣和黑色肥大布裤的青年农民决定入伍。家里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庄稼连续三年歉收；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长大的青年饭量太大，当他从锅里盛野菜稀粥的时候，能够明显地感到众多的弟妹们充满敌意的目光。有一天，他与村里的族长一起吃了几袋旱烟后，决定去吃军饷。母亲泪水涟涟，为了把一块生牛皮缝在儿子的草鞋底上，熬了整整一个晚上，而多病的父亲在那个晚上干脆烂醉在村头的小酒馆里。黎明时分，青年朝着集镇的方向走去，头也没回。入伍的考场设立在集镇土地庙前的空地上，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准备参加考试的青年农民。在等待的时候，他把携带的最后一块干粮吃了，并且喝下一大瓢井水，他觉得自己有点儿把握了。
日上三竿，一声锣响，考官来了。考官骑的是一匹鬃毛蓬松的矮小的红马，官帽上的翎子也是红色的。衙役开始唱名，被点到名字的青年集中在一起，没有队形地黑压压站成一片。考试有三个内容：刀与盾格斗、射箭和力量测试。
衙役给了青年一根木棍和一只藤编的盾牌，并且让他向另外一个只拿棍子而没有盾牌的兵勇进攻。青年咳嗽了一声，脸上温和的表情顿时消失，浑身结实的肌肉随之绷紧。他不会刀术，但会打架，他知道打架的要领。于是，没等考官发出口令，他就抡起木棍冲了上去。对手后退躲闪，两根棍子相碰的时候，一声脆响，双方的棍子折断了。青年农民的凶猛让考官很感兴趣，水烟袋也停止不吸了。突然，青年扔掉盾牌和折断的棍子扑上去，与对手扭打在一起。他们在呛人的尘土和众人的喝彩中滚动，一直滚到考官的座椅下面。考官伸出脚，在青年的脑袋上亲切地踹了一下，锣声跟着就响了，格斗考试完毕。接着是射箭。青年拉了拉那张硬弓，眉头皱了皱，弓太软，他跟本村的族长学过射箭，拉的是铁弓。结果，三支箭，有两支射中五十步之外的靶子，另外一支射飞了，但恰恰是这支箭引起了喝彩，因为它飞出去很远很远。最后是力量测试。青年的面前堆着大小不一的乱石头，他选择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哼了一声，抱起来，齐着裤裆，但无论如何再也举不起来了，尴尬的时刻他脸色绯红，像个害羞的姑娘。没等他换一块小一点儿的，考官便扔下来一块表示录取的木牌：“那边去！”
青年从尘土中把木牌拾起来，握在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掌里。
帝国兵勇的选拔，其程式和内容，从汉武帝时延续至今，千年未变。
就这样，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里，一个北方青年农民的名字便与整个帝国的安危联系在一起了。
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那双生牛皮底的草鞋，昨天还在田野里耕种的青年扛着一支崭新的德式毛瑟枪，夹杂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上前线了。
中国国家军队的建立，早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正规军，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片国家的历史极其悠久的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像中国军队一样经历过那么多血腥的战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战术谋略像中国的兵法一样深奥而完备。从国家种族构成的角度上看，这个东方帝国是由若干个发源与历史不尽相同的种族混合而成的，但是，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种族，最终都奇特地成功统一在一个大文化的背景之内。当满族人掌握帝国的统治权后，所有省份和军队的所有重要职务都由满族人担任。但是，没有人能够察觉出满汉两个民族的差别——这就是东方文化极具包容性的绝好实例。无论是满族的骑士，还是汉族的官兵，都以能征善战闻名世界。荒凉的沙漠戈壁、巍峨险峻的高山深谷和广袤无垠的平原之上，帝国所有的疆土都需要驻扎。上千年来，中国军队以面对苦难和牺牲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使这个版图广袤的帝国的万里边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若金汤。
中国的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纯粹用于防卫的国家军队，将士的使命永远是防御而不是进攻。帝国的统治者相信：自己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而不需要扩张征服，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足够供养军队来守卫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帝国的将士始终把防御型的长城视为国防象征。穿着蓝色和灰色土布制作的军服，帝国的兵勇们站在长城的垛口背后，用嘲笑的神情望着长城外那些骑马持刀的异族人，并且戏谑般地在墙砖的缝隙中向外部世界射出箭镞。异族人在横在他们面前的这堵世界上最长的大墙上寻找可供攻击的弱点，但是，这座名为长城的著名的墙几千年来几乎无懈可击，如同帝国的军队一样。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发生血腥战争最频繁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斗的民族。春秋时期，温和的儒家学说尚在襁褓中，因此那时的战争保留着原始的凶猛与残酷。而一旦儒家学说成为整个帝国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就逐渐地丧失了。除了定居在东北、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之外，帝国的男人即使吵架也与女人相像起来。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凡事情绪冲动， “君子动口不动手” 成为世俗生活需要遵循的祖训。有人曾经把中国人与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比较，结果是：日本农民的身上，永远隐藏着一种武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中国兵勇的脸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农民式的驯服。即使在战斗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脸上的，最多是一种热血贲张的激愤或者慷慨赴死的平静。帝国军队自古少有内部哗变——只要一个军官示意有话要说，士兵们就会安静下来。帝国兵勇不可改变的农民性格，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忍受，面对流血、伤残和死亡最麻木的一群男人。
与西方国家的军人的重大区别是，帝国的兵勇名声不好。西方国家的军人是社会普遍崇拜的英雄，一个为国捐躯的普通士兵的名字，可以被用来命名一座城市。但是，在中国，国人却一直把担负诺大国家的国防任务视为一种避之不急的职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被普通百姓视为与一枚钉子一样不甚重要。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对大清帝国的兵勇做过如下描述：
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人们在看到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有受到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寸高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士兵们很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邋遢而且肮脏，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觉。早上他们不洗脸，又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们根不穿鞋，这更使他们丧失了军人的气质。中国人天生很随和，即使成为士兵之后，这一天性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显得单纯而又孩子气，好像自己并不是被征召来为国打仗的。一个值勤的卫兵以中国人的方式蹲在地上，一群老百姓聚集在他身边触摸他的枪，他向人们介绍步枪的结构，并且暗示自己的枪并不比原始的长矛高级多少。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须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就立刻可以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军装仅由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这种姿态很不雅观，但裤子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做出这样的姿态来的。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用辫子将扇子柄缠住。另一件几乎与扇子同样重要的东西是竹烟枪。在长距离的行军中，时不时地吸上几口旱烟，即可以缓解行军的劳累，又能抑制饥饿引起的阵痛。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体面一点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旁观者也会感到他们没有尽其所能。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一个军人的尊严。这些士兵是和他们一样受到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帝国战士们的后代，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战斗，中国的疆土才一个省一个省地扩大，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
帝国陆军与外国联军的正面冲突，在清廷宣战之前就已发生，地点是在一所军校：天津武备学堂。占领大沽口的联军，为解除义和团对天津租界的威胁，突袭了位于租界附近的这所军校。以培养陆军基层军官为目的的天津武备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前几天，这所军校里还有三千多学员，可是，随着军校总监荫昌的逃跑，学员们也纷纷各自逃命。当英军少校路克和阿姆斯特朗上尉带领八十名英、德士兵袭击军校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了九十名决心拼死抵抗的学员。大沽口炮台陷落的那天下午，九十名陆军军官对联军的袭击进行了顽强阻击，最后时刻，陆军军官端着刺刀与联军开始肉搏战。没有思想准备的路克少校大惊失色。更严重的是，根据情报官的报告，帝国的一支陆军部队正在火速增援武备学堂的途中，而率领这支精锐部队的将领名叫聂士成。这个名字路克少校听说过，印象最深的评价是：清军中一个凶狠的将领。路克少校终于发现了武备学堂的弱点：房屋全部是木质结构，没有任何防火措施。于是，他命令放火。大火很快蔓延到军校的每一间房屋，以房屋为阻击阵地的陆军军官慌乱起来。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冲天而起，大火引爆了军校里的一座弹药库，剧烈的爆炸瞬间便把整个军校夷为废墟，九十名年轻的陆军军官全部葬身火海。
当聂士成的部队到达武备学堂的时候，路克已经带领联军撤退了，清军官兵看见的是满地残缺的同胞尸体。他们被激怒了，没等长官下命令，在废墟上架起大炮便向洋人盘踞的租界开始了猛烈炮击。
天津租界，一个名叫紫竹林的地方。
仅仅在昨天，帝国陆军执行的军务还是保护那块租界和租界里的洋人。
随着与联军在各处开战，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在清军中蔓延，大沽口炮台的陷落使这种仇恨上升到不可遏止的地步。这些青年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依旧是一群地道的农民，他们关于国家、荣誉和生存的概念，与世代在土地上耕种的先辈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多少接受了一些军事知识，会使用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火炮，不会轻易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他们中间血气方刚者的额头上还是缠起了红布，表示他们已经是“神拳”中的一分子了，他们以与自己的父老乡亲身份一致而感到骄傲。更令他们自豪的是，那些昨天还命令他们围剿义和团的军官，对他们的公开 “入团”并没有表露出指责的意思。相反，下级军官一反常态地邀请兵勇们喝酒精含量很高的白酒，军官们狂喝速醉，兵勇们这才发现醉倒的军官上衣里露出一块义和团们普遍佩带的乞求神灵保佑的关公“神马”。
聂士成的部队炮击天津紫竹林租界，标志着天津方向的帝国军队与外国联军的战斗开始。
此时的天津租界，已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兵营。城内联军的数量已达一万两千多人，租界里由中国教民、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洋行商人组成的自卫队人数也在五千以上。与京城内使馆区的命运一样，这里从六月起就连续遭到义和团的攻击，租界内的妇幼有的已经撤离到海面的军舰上，但依旧有一半妇女老幼被围困在租界内。义和团切断了租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尤其是切断了粮食供应，租界里因此弥漫着置身地狱般的绝望情绪。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流传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风度”上，说即使到最后中国人也不会进攻医院；有人说后悔来中国，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宗教把中国人激怒了。又有军官说，长官已经下令边打边撤，顺序是英国人打先锋，后面是俄国人、伤员、居民、辎重和行李，要尽量让妇女和儿童坐双座马车逃走。德国人愿意留在最后，说要“尽力保护医科学校和外国人公墓”。当各国领事们不得不开会研究“为防止妇女和儿童落入中国人之手，在最后时刻由各国军官动手杀死自己的女人和孩子”的时候，租界内开始弥漫出一种怪异的气氛。联军军官们甚至领到了自己负责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名单。所有的洋人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无论联军登陆了多少部队，这里终究是中国的国土，此刻在他们的四周密集地围绕着想把他们统统杀死的数不清的中国人，他们怕是在劫难逃了。
帝国军队的炮弹落下来，洋人们握着需要杀死的亲人名单的手开始发抖。
攻打天津租界的中国军民的人数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官兵五千五百人，宋庆、马玉昆所属的帝国正规军少量，义和团民五千余人，还有天津民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数万人。
直隶总督裕禄命令：拿下租界，反攻大沽口，“以雪国耻”。
向天津租界进攻的义和团，是以张德成为首领的“天下第一团”，团员全部从独流镇乘船到达天津。据说张德成本人“斋戒四百天”，练就一身刀枪不入之功。有人说他“不怕刀枪，不使洋枪，持一弯形母子马刀和一红缨长矛，面有异相”；又有人说他“跨高马，红披风，身挎骨柄小洋手枪，风驰电掣”——这位农民首领的原始形象已是很难捉摸，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帝国农民中颇有影响，至少在天津众多的义和团组织中他风头最劲。张德成手下的义和团民，除了与北京的义和团一样浑身披红带道符，更特殊的是每个人身上都携带一个护身香囊，里面缝有三块姜、二十一粒黑豆和二十一粒红辣椒籽。他们的进攻依旧是《三国演义》里的阵势：大将和法师在先，团员则排成这样的方队：横排五十六人，纵深数十排，整齐前进。在租界四周，联军已经用装满大米、豆饼和驼毛的麻袋垒成了射击掩体，大炮、机枪和步枪已经进行了试射并构成了封锁火网。因此，当联军的第一排炮弹在义和团的方阵中爆炸时，一片青年农民随即倒下，进攻的队伍迟疑了，但是，立即又有数百名义和团团员脱下上衣组成了又一片冲击队形。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功夫已经练“到家”，自己不会在洋人们的枪弹面前死亡——几十盏红灯高高举起，冲击的队伍默然前进。联军的步枪射击开始了，红灯跌落；洋人的第二排枪又响了，租界外围农民的尸体垒起了一道肉堤。
没有倒下的义和团不知该不该继续前进。
联军官兵跃出工事开始了反击，他们踩在帝国农民的肉堤上，用子弹和刺刀向脚下受伤的义和团团员乱射乱刺，直到那里的呻吟声全部消失为止。
接下来的数天，义和团对租界进行了反复进攻，其中数次攻入租界，烧毁了三井洋行和萨宝室洋行。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义和团再次攻入租界的一个晚上，在租界里的马路上，各种肤色的联军官兵与帝国的青年农民在惨淡的月光下展开肉搏战。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之后，取得近战优势的义和团刀劈斧剁、拳打脚踢，在响彻夜空的咒骂和呻吟声中联军开始出现伤亡。躲藏在坚固洋楼里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妇幼们透过窗棂向外窥望，朦胧的月色下，义和团的人流如灰色的潮水一波接一波，看上去似乎永远流淌不尽。但是，联军还是用大炮和枪弹组成了最后的防线。
在对天津租界的进攻中，清军没有一个官兵跟随义和团冲击，他们仅仅是在执行火力掩护的任务，也就是在远处不停地开炮。可是，帝国大炮的炮弹落点极为混乱，根本起不到压制联军火力的作用。租界内的洋人们大多转入了地下室，因此大炮造成的杀伤也十分有限，只是把租界里的楼房全部轰塌了——帝国的大炮震耳欲聋，火光四溅，但却宛若礼花。
终于，租界里的四个洋人：英国军官詹姆斯和三个俄国士兵，冒死冲出了义和团的包围，把租界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大沽口的联军总司令部。
大清帝国正式颁布《宣战诏书》的第三天，一九００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二十时，由大沽口方向紧急增援的联军，其中包括三千四百名俄军、二百五十名英军、二十名意大利军、三百名美军、一千三百名德军和一千六百名日军，连续突破义和团与清军的数道阻击线，到达天津城内紫竹林租界。
如果说以前所有的战斗，无论在起因、性质和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众说纷纭，那么从此刻开始，战争的性质已经明确，因为大清帝国已经向各国宣战。
尽管由于联军的增援，义和团“扫平租界”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但天津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仍在忙着给朝廷写奏折，捏造义和团和清军的“胜利”，然后在给自己邀功请赏的同时，也没忘给义和团的首领们颁发“奖金”，他甚至赏给了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的令箭。
就在裕禄忙着犒赏义和团的时候，联军的反攻计划已经制定出来：首先攻击清军最大的弹药库，从而彻底消除租界的危机；同时打击还没有与之大规模交战的清军的后勤供应。
东局子，帝国军队四大弹药供应基地之一。其余的三个分别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这是一个生产、储备和供应结合在一起的军事重地，主要生产水雷、各种型号的火药、火棉和毛瑟枪弹。它位于海河东岸，坐落在大沽口通往租界的交通要道上。战争爆发之前，这里归天津练军防守；现在，东局子周围所有的村庄都已被义和团占领——帝国的农民似乎比军人更明白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二十七日清晨，两千名俄军开始偷袭东局子。当他们接近仓库的时候，突然受到猛烈射击，俄军骤然出现伤亡。原来，防守在这里的帝国武卫前军军官潘金山早有准备，他已令在阵地前埋设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偷袭未成的俄军顾不上脸面了，立即请求增援。于是，由英、日、美军组成的八百人增援部队从不同的方向向东局子攻击。武卫前军的指挥官调动兵力及时，在各个方向都阻止了联军的攻势。如果从战术上看，帝国军队如果能再调些兵力趁势反击，将可以获得大胜。但是，就在时候，又出事了：从英国军舰“恐惧”号上发射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弹药库的要害部位。从大沽口炮台战斗发生以来，类似的情景不断重现。每当与洋人的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自己的弹药库就一定会出事，不知是因为联军炮兵的射击技术万分出色，还是洋人们的运气好得离奇——几乎所有能看到的史料，无不是这样记载的，如果是书写历史的人在为帝国军队的失利编造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经过反复使用后，唯一的结果就是令读史的人神思恍惚：帝国军队的弹药库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民房上落了炮弹而被摧毁可以想象，本应万分坚固的弹药库怎么全是只要被一发流弹击中便全局不可收拾？英国军舰发射的这发炮弹，导致东局子弹药库连续爆炸，爆炸竟然把东局子内的厂房、库房、营房，连同帝国士兵一起炸上了蓝色的天空——“弹片、碎砖、机器零件、木板钢筋，下雨般地从天而降。”然后，在联军的欢呼声中，帝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局扭转得仓促而离奇。
没有人相信，帝国北方最大的弹药仓库仅仅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失守了。
撤退命令下达的时候，两个实在想不明白的清军兵勇悄悄留了下来。他们在军械库废墟的四周开始埋地雷，然后躲在残墙的角落里等着联军的到来。当联军官兵冲进仓库欢呼胜利的时候，他们点燃了地雷的导火索，东局子弹药库又一次响起剧烈的爆炸声，两个年轻的帝国兵勇与冲进仓库的联军官兵一起同归于尽。
接着，另一个军事要地老龙头车站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老龙头车站，是天津通往大沽与北京的铁路交通枢纽。从联军的角度讲，无论进退，这里都是生死攸关的军事地理要点；而从帝国军队的角度讲，占领并控制这个车站，就等于切断了联军增援或撤退的路线。
联军指挥官接到了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签署的一道“战书”：统带津、静（海）、盐（山）、庆（云）义和神团曹，谨以大役布告六国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惧剑，东有旷野，堪做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定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１
帝国的农民遵循先礼后兵的原则，如同约街巷乡党打架一样，凛然地约洋人们到旷野去一决雌雄。中国人的想象力被古老的戏剧情结所打造，而世界战争早已进入二十世纪的现代模式，洋人们即使愿意到“旷野”去“开战”，也只会为了一个漂亮女子或者个人的名誉。
眼前即将发生的，却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
只是，这究竟是一股逼人的士气。
战争需要精良的武器、充沛的供应和众多的兵力，但同时也需要士气，无论士气的启发来自什么。
老龙头车站自六月被俄军占领后，车站周围的义和团曾不断地袭击俄军。二十八日，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到达天津，与张德成的义和团会合，准备夺取车站。义和团宣布的攻击日期是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