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首歌》。有一首什么样的歌？席慕容说，她当初（推算起来，大约是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初入小学，“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却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
我的朋友在这里。
后来（大约距今未久），在新竹，她的女儿读幼稚园了。有一天，这个三岁多的小天使从幼稚园里带回来一支新歌要唱给母亲听。这可爱的女孩用那稚嫩的童音唱出来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这里。
席慕容写道：“刹那之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起，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以致在含糊地应付了女儿的询问之后“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所谓“作家写出来的，只是冰山的尖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面上看，不过是一首儿歌罢了，老师用四句简单的歌词教小朋友温习数字，这首歌由上世纪四十年代传到七十年代，由南京传到台北，因地制宜而改了几个字。那说不清楚的四十年来家国，说不完的十万里地山河，却在这一改之间汹涌而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为什么我的朋友在上海、在南京改成了我的朋友在台北、新竹？昔日住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有几人来到台北新竹？那仍留在上海南京的，是否还是我的朋友？而我来到台北新竹之后究竟又交上了多少朋友？老朋友是否有一天能够失而复得？新朋友是否会得而复失？这千种百样，都随着作者的笔势，化成了我们心头的翻腾。
这一场小小的戏剧，是颇知忧患的母亲和三岁的稚女之间的对话。这位母亲原和我们读者一样，对于马上就要承受的撞击是毫无准备的。她听到了新歌，“几乎是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而那不解人事的小女孩却一味追问“宝贝唱得好不好听？”妈妈失色的表情，小女孩是看不出来的，妈妈回答“宝贝唱得好听”时声音里的呜咽，是小女孩听不出来的。而妈妈独自站在屋子中间“发现”自己流泪，更是一边唱着一边跳到屋外去的小女孩所不能想象、不能了解的。作者十分平易同时也十分生动地写出了经验的传递、情感的共鸣虽是人生迫切的要求，但有时却只能极为苦涩地独自吞咽下去，甚至连吞咽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我想，凡是由“我的朋友在上海南京”过渡到“我的朋友在台北新竹”的人，总会有几件和“有一首歌”同类近似的见闻吧。许多年前，我在电视台打工，当时也常常听到“有一首歌”，歌词好像是这样的：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早晨出三峡，
中午经长沙，
到了晚上宿金华。
这也是一首儿歌，作词者是为了满足儿童的幻想而构思的。可是越听越不对劲，在台湾生长的小孩子，怎知道长沙和三峡隔多远呢？怎知道金华在哪里呢？而且两岸其时尚未通邮，旅行悬为厉禁，他不能、也不该去到那些地方漫游的啊。于是，这首歌的歌词得改。
大约是，执笔修改的人认为台湾岛太小，难以发生浪迹天涯的快感，所以修改后的歌词乃是：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早上出海牙，
中午经罗马，
到了晚上住华沙。
我当时也几乎为之潸然泪下，“男儿志在四方”，这四方竟只能是异国外洋！修改歌词的人无意而忠实地作了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多年来，这个材料在我心中酿酒，现在我想可以放弃了，因为席慕容把她的《有一首歌》处理得如此之好，同一种题材引起的同一种感受，只要有人先一步成功地表现出来，后一步的人就搁笔了吧。读者的记性有限，文评家的精力有限，夸张一点说，文学史的篇幅也有限，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最好的做代表。中国人一向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可是我也相信巴尔扎克传下来的一句话：“在文学的国度里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