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今天堆满大小书店的各类考试学、成功学书籍相比，八十年代人们的读书生活显得更有品质。此时，哲学、美学、小说、诗歌、科学等各类书籍纷纷涌现，欧美的各种经典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诸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等都成了无数才子佳人的枕边书。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来丛书”12种出版。第一批书仅用了4个小时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3万册，又在几个月内全部卖光。其后的“五角丛书”，几年间销售了1000多万册。
尽管仍然实行着严格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九十年代初我离乡上大学时甚至还必须从家里寄上一袋大米给学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远不如九十年代以后那么明显。那时候，即使一个像我这样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也经常有机会被母亲带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课外书。母亲识字不多，每次都会请教书店里的读书人我挑的书是否真的有助于学习。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有时还会让隔天进城的村民将我要买而未买的书给捎回来。然而，这个中间环节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有一次我发现有本作文书前面少了几页，却又不好意思责备给我捎书的村民买了一本残书，只好将就了。直到几年后，我才在无意间知道这位村民因为半路内急，撕了前面几页擦了屁股。这个细节在我看伊朗儿童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时总会想起来——成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毁坏儿童的世界。
拜赐于当年的读书热，我在中学的图书室里也没少找到流行于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让我备感吃惊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时，发现由于近年来农民拖儿带女大量外出，当地生源急剧减少，学校因此变得无比萧条。而当年那间让我垂涎欲滴的图书室如今空无一书，像遭了洗劫一样，只剩下满地的灰尘与几块断裂的架板。据留守的教师们说，许多老师都去沿海“打工”了。而当年那位曾经住在图书室边上的有志青年，早已弃教下海，远走他城，终于在2000年后做起了细节管理的生意，写了一本《细节决定成败》，几年间加印了几十次。
时光悄然流逝。我已经记不清在这所学校读过什么书——舒婷、北岛、三毛、席慕容、彭斯、歌德、泰戈尔、海顿斯坦、聂鲁达、普吕多姆、蓝波、雨果？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身处乡下，借着当时席卷全国的文化热与读书热，我还是有机会读到过几本即将影响我一生的书籍，有机会亲历《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过，那位最初影响我的外国才俊不是戴思杰笔下的巴尔扎克，而是英伦岛上的雪莱。在我的书房里，至今仍保留着我在14岁那年买到的杨熙龄选译的《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正如傅雷的译者献辞为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锦上添花——“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杨熙龄写在雪莱诗选后面的《译者附言》同样让我一生受益。
我相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每个人在其年少时都可能有着某种兼济天下的理想。回想起来，八十年代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加论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写《未央歌》的鹿桥曾经用“诗歌加论文”来形容他在西南联大时“有理性，亦有心灵”的美好人生。因为诗歌，许多人在清贫而跳跃的生活中一厢情愿地做起了精神贵族。若非如此，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本薄薄的《雪莱抒情诗选》能够畅销10年，足足卖出50万册。此前，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本诗选从1964年排出清样到1981年终于出版，足足等了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