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车站，混乱的码头，岁尾年关千里奔袭、穿越风雪的摩托车队，说到中国农民候鸟一般从乡村到城市，从异乡到故乡，你难免会想起这些奔忙于路上的种种场景。和“出埃及”一样，“在路上”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没有“在路上”，也就不会有希伯莱人的“出埃及记”以及我曾叙述的“出乡村记”。没有“在路上”，凯鲁亚克的著名公路小说也不会流传为经典，更别说在其后催生出与“在路上”相关的一系列文化。
1980年代（有人认为八十年代是从1976年到1989年），伴随着大批青年回城，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也开始试图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宽阔城市。
这是一个让人讴歌的年代。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万物开始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竞相绽放。
理性的花朵
毫无疑问，此前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告别“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与领袖崇拜便已经代表着某种政治理性的回归。至于社会理性在什么时候开始回归，似乎没有可量度的标准与标志性事件。不过，找到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并不难——当然，这同样得益于政治上的部分解禁。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政治禁书”、“被流放的知识”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视野之中。尽管禁忌仍在，但不再“知识越多越反动”。
对于那个书籍极度匮乏的反智年代里的悲伤故事，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略有记载：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余生也晚。和王小波比，虽然我也曾经在乡下生活了不少岁月，但我似乎要幸运得多。因为当我青春萌发，开始极度渴望知识与书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读书热与文化热。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尤其从1984年开始，有关哲学、政治与社会的讨论大量增加，文化活动四处开花。一些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陆续在郑州、上海、深圳、武汉等地举行，许多名牌大学也都建立了关于文化、文化传统、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纷纷组织面向公众的传统文化讲习班，无数关于文化的文章充斥各类刊物，各种文化类书籍摆满了书店。那个年代还没有哈里·波特，但正如陈彦先生在《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一书中所描绘，1984年到1988年间的中国，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词的魔法，“文化这个词与主题成了当时中国真正的时髦”。而1984-1986这三年铸就的黄金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环境较为宽松，文化热可谓如日中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