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气候决定论
古人其实也是“气候决定论”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简单而朴素：朝代更替，都与气候相关。但凡风调雨顺，必然是天下大治，国泰民安；要是遇上天灾人祸，必然是民不聊生，那么，君主必然是昏君，臣子也必然是弄臣、佞臣或乱臣，那就天下大乱，八方起义，正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据王国维疏证，《竹书纪年》载：“一百年，地裂。帝陟（陟，即‘帝王之崩’）。”《开元占经》引《尚书》说：“黄帝将亡则地裂。”《戴记·五帝德》：“黄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类聚》十一、《御览》七十九引《帝王世纪》：“黄帝在位百年而崩。”黄帝在位一百年，将亡之际发生了地震（地裂）。这是最早的“地震野史”。
那么，夏何以亡?《竹书纪年》载：“帝发，七年陟，泰山震。”《述异记》有此说法：“桀时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说桀之将亡，泰山三日泣。”另，《竹书纪年》又载：“帝癸（一曰桀）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帝癸三十年，瞿山崩”。《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那是说，夏桀无道，“农失其时，饥馑无食”，于是发生三场地震，伊洛两河枯竭，俱亡国先兆。
《竹书纪年》载：“幽王三年冬，大震电。四年夏六月，陨霜。”那是说，周幽王三年冬暖夏寒，气候反常，所谓“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亡也是由反常气候揭开序幕，那就是先民的“气候决定论”。
冷暖与兴亡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基本上都源自内忧外患，内忧是指各方乘时起义，外患是指外族入侵，如果说两者都与气候异变相关，似乎不无道理，但想深一层，倒觉得如此推论不免过于简化，也许，必须理顺气候与历史的因果关系，始可见出个中端倪，否则，气候可能沦为“天意”的同义词，表面上说科学，实则只是导人迷信。
事实上，古代气候缺乏完整的文献资料，每多述异式的野史或小说家之言，比较可靠的古代气温变化数据，也许只能追溯至公元850年左右，也就是说，气候与历史的可信研究范围，大概可追溯至残唐时代。可靠资料显示，由唐末黄巢起义算起，一直至太平天国，绝大部分的民间革命所引致的改朝换代，都发生于寒冷期。然而，历史文献的资料显示，西夏崛起于温暖期，元朝蒙古人的统治期因汉人内斗而得以拖长，延至温暖期才灭亡。
元末农民革命至朱元璋得天下、明末以李自成为首的内战乃至满洲入侵的外患，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由盛而衰，都发生于温暖期。如此说来，敢情历史与气候在某程度而言息息相关，气候异变引致农业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亦引致边陲的游牧民族大举迁徙乃至入侵。问题在于：寒冷期及温暖期不一定是战争时期——气候的冷暖与朝代的兴亡无疑是两个交替出现的事实，既然冷未必衰，暖未必兴，那就要问：两个事实是否存在必然规律？决定论会否倒果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