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期与温暖期
德国气候科学家豪格率领的德、中、美研究小组，其中一个结论是唐朝中后期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唐朝因而覆亡。唐代处于大暖化时期，有竺可桢、牟重行、刘昭民、张家诚等天文、地理学者的相关论说支持。
气象学家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此说从物候学角度疏证，也应合了一万年挪威雪线、格陵兰冰块所考证的气候特点。竺可桢在1970年代已确认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可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第一温暖期：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第二温暖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的两汉之际；第三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约当隋唐时期；第四温暖期：公元1200年到1300年的宋末、元朝时期。
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前1100年至850年，约当西周前期；第二寒冷期：公元初年到600年的南北朝时期；第三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第四寒冷期：公元1400年明初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
竺可桢推测，第一个温暖期比20世纪50年代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的温度高3℃～5℃，据当今气象学说分析，2000年的平均气温比1950年高约0.5℃，似乎意味着第四寒冷期结束，第五温暖期来临。
地理环境决定论
早在20世纪20年代，气象学家竺可桢将中国气候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即“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以及“仪器观测时期”，并提出不同时期可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自19世纪以降，地理科学大盛，名家辈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Carl Ritter）这两位德国现代地理学宗师都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尤其是李特尔，他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类分布及活动方式的理论，是19世纪以降地理学主流学说。
德国地理学人才辈出，拉策尔（F. Ratzel）在《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中，更以“人就是土地”概括他的思想，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运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解释地理环境如何影响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甚至决定人类迁移和人口分布，地理环境（包括气象）决定历史进程的学说，由是大盛。
美国学者亨廷顿（E. Huntington）20世纪初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考察，其后出版《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一书，更提出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息息相关——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外患、明末流寇作乱和清兵入关，莫不关乎满蒙和中亚气候转旱。他还著有《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认为人类文明只能在特定气候地区才得以发展。20世纪40年代，陈高庸出版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无疑也有地理环境（及气象）决定论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