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和姐姐结伴去江南旅游。车票买到杭州，途中在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分别下车，各玩一天。每天每人的预算是一块钱。记得在无锡去了鼋头渚，那时还没见过海，觉得太湖好大的水，好大的浪，不免有些激动，打算留影一帧。可是拍照片就不再有吃午饭的钱，商量之后，还是留影要紧，于是饿了一顿。住的旅馆有十几人一间的，有几十人一间的，在上海的一晚则干脆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凑合了。到了杭州，住在母亲的老朋友周姨父家，吃住都好，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当时还在上小学，大概又是父亲写的假条派了用场罢。我的家境并不富裕，因为记得返京时带了一块钱，为在火车上吃饭之用，我舍不得花，一路饿着回来，父母去车站接我，见面便问身上带钱没带，遂将这一块钱交给他们了。这种情况下父亲却肯让我们出去旅游，这要算得他对子女特殊的教育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来是他自己信奉多年的人生哲学。
远行一趟，自然长了不少见识，但在我却另有一番重要意义，就是引导我开始了创作生涯。返京之后，生活如常，常常回想起在江南的见闻，希望记述一些下来。前面讲过我向来怕写作文，现在却自发地要创作了，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不然，我所抵触的乃是别人发下来的题目。这样一共写了将近十篇游记，父亲逐一修改，让我重新抄好，由他给订成小册子，并冠以总题目曰“春晨”。这原是他自己当年学习写作时的习惯，后来我看他在《关于我写诗》一文中说：“这一年我写了许多诗，自己珍爱地装订成了许多个本子。”此外还说：“现在我也常常劝告年轻的朋友，把自己的习作抄写成册。这是自己走过的脚印，常常看看只有好处。”我这最初的习作早已遗失，当然原本也没有保存的价值，因为写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幼稚了。不过回想起来倒有一点意思，即我学习写作居然是从游记起步，而后来我最不喜欢的便要数这种文体了，还曾写过《谈游记》一文约略申述这方面的意见。我在文学方面所排斥的，多半都是曾经热衷尝试的东西，正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这至少可以说是有点经验教训在里面罢，不是人云亦云地跟着时尚跑的；至于经验教训总结得正确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年夏天，父亲在家闲居无事，起念要教授子女们学习写作。我们兄弟姐妹经常聚在院里的槐树下，听他侃侃而谈。主要讲怎么写小说，也曾讲到散文，但是好像没有人提出要学写诗。大哥和姐姐都曾记有笔记，可惜未能保存下来。我那时还小，只能算旁听生，可是若论习作，却要属我写得最多，大哥和姐姐大概各自只写过一两篇东西，二哥有一次也说要写小说，但是起了个头儿就停笔了。那时他们户口都在乡下，前途未卜，也难得集中心思；我却多少有点儿无忧无虑。我写了几个短篇，取材于学校生活，故事多半是父亲代为编就，无论主题还是人物设计，都遵循当时“三突出”之类正统观念。他还曾挑了两篇分别代投给《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但是都被退了稿，有一次还收到手写的回信，指出问题所在，恰恰是没有做到“三突出”。可见父亲对这套所谓原则，并不能够真正领会。至于我就更别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