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下午，我和他聊着，究竟聊了些什么呢？聊得最多的，现在想起来，还是编辑和写作。他对我说，他这辈子，还想创办一份刊物，刊物的名字叫《少数》。他问我如何，我说当然好，相对于《多数》，那是绝对好。他笑了，他问我，到底想说一些什么？我说我所想到的是除了他所说的少数，那些思想上的少数，那些追求精神的少数，这个国家还有一些令世界都震惊的少数，如秒杀豪华轿车的少数，买几万元一件衣服的少数，买上万元一双皮鞋的少数，住上千万甚至几千万傍山临水别墅的少数。他说我故意和他抬杠，我说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他问若是我来办，我有什么具体想法。我说若是我来办，那我更想办《个性》《个人》《个体》或者叫作《某个》也行。我觉得在中国，自古以来，少数也好，多数也好，都是容不得个人的，容不得个人的不同意见，容不得个人的特异生命。再说，少数和多数，也非绝对不变的。少数可以变为多数，多数也可以变成少数。少数时他们是这样，多数时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这种情况在中国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中国多的是群众，少的是个人，少的是个人特有的立场，少的是个人格外的意见，少的是个人的不同思想、不同主张、不同主义，还有个人应有的尊严。中国如果有个人了，有了个人的这些了，中国的少数也会变，中国的多数也会变，中国的群体也会变，整个中国都会变。那时的中国会是一个由独特的个体构成的统一坚实的整体。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我的认识、我的这个个体的意见。他说他喜欢这个意见。他真的是谦虚的。他的谦虚是那种活到一定年纪的谦虚，你没活到那个年纪你想学也学不好的。
十年之前，他曾经将他改定的一篇旧作重新公开发表了。发表后，他寄我，嘱我看一看。我看后将感受写成了一封公开信，发在《三湘都市报》上：
燕郊先生：
你好。发表在《创作》今年二月号的长诗《妈妈，我，和我唱的歌》拜读了。
你要我多提意见，我却不知如何说好。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意见也就越来越少，用各级领导的话来说，人也越来越成熟了。
总算成熟了。已经四十八岁了。好不容易才成熟的。你却要我提意见，而且要我多提意见，不是又把我拉回去，拉回到那种不成熟吗？依不少人的眼光来看，成熟的人是不会随便提什么意见的。要提也是尽讲好话，讲人乐意听的好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我这号人。我虽然已经成熟到能把自己的嘴闭住，不去评说别人的事情，但若真的给我机会，要我提出自己的意见，恐怕我就很难保证说得恰如其分了。
我心里很清楚我还是很不成熟的。跟你讲句老实话，也许我这一辈子想成熟都很难了。借用他人的一句话：“他还没有长大呢！”但愿老天多给时间，让我能够长大才好。
你应该是长大了的。你都已经八十了。八十岁还长不大，在某些人的眼光里，怎么都说过不去的。不过，看了这首诗，我就不敢保证了。如果从诗看你的话，你好像也不大，或者长得不够大。你在你的心灵中好像还是一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