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 李锐先生（3）

此后，他给《书屋》的稿子，就是自己直接寄了。每次寄稿写上两句，总是鼓励，总是打气。比如：“《书屋》办得很好，在闭塞的湖南，很是难得。”（1997年10月5日）又如：“你们的刊物越办越好，值得祝贺。”（2000年5月5日）在我主编《书屋》期间，自然想多发他的稿子，但他只给了五篇文章。用他自己在上文中所说过的话说就是：“我这个人，历来知道世事艰难。”五篇文章，各有千秋，但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防“左”，那就是反“左”。看他如何写王实味的（《〈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发表于《书屋》2000年第8期）：“王实味冤案由李维汉‘引发’，康生定性，毛泽东参与造成，经过五十年后，到一九九一年才彻底平反。李维汉是党的元老，参与过王明路线，经历过光荣正确与各种曲折，‘文革’前后挨整受害，终于彻悟，一九八〇年找邓小平长谈党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问题，促使邓小平随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篇讲话，论述封建专制传统对我们党和国家体制的种种严重危害（可惜的是，讲话中的种种措施没有完全落实）。这时李老已八十高龄，写作回忆录其原则是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为王实味平反，就是这时提出来的。王实味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李老时为该院领导。他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当即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这一大案难案。可以说，没有李维汉这样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王实味的冤案是难以彻底平反的。所以我写这篇序言的另一个感想，就是大家尤其老同志（我们这些过来人）应当学习李维汉对历史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顺利开辟前进道路。”说到这里，意犹未尽，他又说：“按道理这个序言本应由温济泽来写，因为一九八四年李维汉去世后，为王实味平反的责任主要就落在他肩上了。李老临终前将这件未了之事嘱托给老温。温济泽是当年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也是王实味冤案的当事人。他同李老一样内疚，感到有责任为王实味平反，为此多年奔波，来往于中央组织部与公安部之间，从各方搜集证据，付出了极大努力。温济泽还自己并组织有关同志撰文，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一九九二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为此书出版，他又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不幸的是老温一九九九年去世了。我写的怀念温济泽的文章中，引用了他总结王实味冤案的六大教训：第一，要解决历史上对托派的错误看法。第二，对敌情的过火估计。第三，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武断的恶劣作风。第四，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千人大会，‘左’风压倒一切）。第五，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第六，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这六大教训现在是否都已解决了呢？温济泽认为这样的总结远远不够，还应当从王实味到批判‘三家村’写出一本书来，总结历史上‘左’的教训，教育当代人，启迪后来人。”这篇文章发了之后，他还觉得意犹未尽，跟着又寄来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大文章《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书屋》2001年第3期）。文章从历史的教训讲起，讲到“左”与认识的关系，讲到“左”与理论的关系，讲到“左”与体制的关系，讲到毛泽东的功过，讲到邓小平的讲话，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在“狱中的思考”：